这名农奴对她不够尊重。祖母让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让他离开时，她“冲着窗户挥
挥手帕，仿佛在驱赶
只恼人
苍蝇”34。
但俄国农民并不是专横主人被动受害者；他们也把流放制度用作社会控制和净化工具。农民社区时常和农奴主勾结，对残疾人和精神疾病患者实行行政流放。对农奴和他们主人来说，摆脱那些给村庄造成经济负担人符合他们双方既得利益，但这些人唯罪过就是没有工作能力或头脑愚钝。351835年初，在西伯利亚97000名流放者当中，28500人被标示为“没有工作能力”。此外，根据1669年订立法律，农民和商人社区这些自发成立合法机构可以像农奴主样拒绝接纳刑满返乡人员。个罪犯或许会被认定有罪、遭受鞭打、被判处监禁，但在他（她）终于获释之际突然发现，自己之前社区不允许自己回去。在这种情况下，这名罪犯便会明白，自己被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亚，即便是他（她）原来罪行不应处以这种刑罚。阿列克谢·列别捷夫遭遇是千千万万个例子当中个。他是名莫斯科商人儿子，因小偷小摸在1846年被定罪。列别捷夫遭受鞭打和短暂监禁，但他商人社区拒绝重新接纳他，于是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36
除可以拒绝接纳获释罪犯，这些农民和商人社区还被赋予更多权利。条1763年法令使这些社区能够行政流放本社区成员，即使他们罪行未被证实，而仅仅是有犯罪嫌疑。由于缺乏足够农村警力，沙皇z.府依靠这些下放惩罚行动来维持俄国欧洲部分法律和秩序。1857年，在雅罗斯拉夫尔这个面积3.6万平方千米、人口95万人俄国中部省份，内政部仅能依靠244名警察来维护治安。至1900年，为整个帝国近9000万高度分散乡村人口，z.府只配备1600名治安官和6900名警佐。由于沙皇z.府无法委托自己机构来维护法律，z.府便将调查犯罪活动、逮捕作恶者和定罪法律责任移交给多个社区、行会和机构。些不幸人被草率地宣判有罪，然后被交付当局以流放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从来都不仅仅是高压z.府个工具，也是农民和商人社区用来对付自己成员惩罚
手段。37
因而对农奴主、工厂主、村民会议和商人行会来说，行政流放是种清除惹是生非者和生产能力低下成员有效工具。这种制度被近乎无限地滥用。从小偷、杀人犯和强*犯到被诽谤者、迷信受害者和村庄政治受害者，都会戴着镣铐被押送到东方。行政流放使用和滥用令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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