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斯的影响下才读了很多纳博科夫作为例子。
最近我也做了件类似的好事，把希钦斯推荐给了一位对我写作非常重要的朋友（至于我们的友谊之前是如何在她对希钦斯置若罔闻的情况下破茧成蝶的，是个谜）。最先给她看的是希钦斯在生命末尾跟托尼·布莱尔辩论宗教最后的一段话：“你问我，‘为什么要拒绝灵魂不灭这样美妙的事情？’‘难道你不想见到那些你最喜欢的作家吗？’对我来说，这样的说法很虚妄，要说我想见莎士比亚，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确随时可以见到他，他就永生在他的作品里。”在希钦斯看来，如果有人想提供给你“一种不可验证的无所不知，一种没有相反证据可以穿透的坚信不疑”，如果把接受类似的假设作为对话的前提，那还不如不聊。
回想当时如酗酒般地观看各种宗教辩论，可能迷恋的是一种自虐，就像李安给《色戒》写序，说张爱玲反复修改这个故事，“像受害者忍不住重现和变异痛苦来获得快感”。我看到一副副貌似强健的头脑可以被毒雾般的意识形态腐坏成什么样子，似乎有种别样的切肤之痛；同时，看刀锋般的智慧和妙语如何割破那层污浊的皮肉，也是另一层间接的快慰，好比是替我泄了私愤。就像最近小半年，美国政治电视的摄入量又几乎回到了上学时候，看特朗普的顾问—一个估计大学辩论赛想代表院系上场都困难的凯莉安·康维（KellyanneConway），绝望地修改和翻覆一个个谎言和可耻，是何等难得的娱乐。看史蒂芬·米勒（StephenMiller）大义凛然地恐吓主播，宣称总统权力恢宏，不可置疑，那种荒唐感就像希钦斯说的，能推动你读书写字，而看到屏幕上美国人的瞠目结舌，不敢相信一个公务员居然能无知至此，仿佛印证了我对现实的某些反应，滋养我那颗反抗欺骗和压迫的内核。
一方面，愿意感激地、不自量力地谈论希钦斯、翻译希钦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翻译更亲密地对谈了），正是因为他本就时时刻刻还出现在我们的对话里，对于艾米斯、角谷女士和在YouTube的评论里很多和我一样把发现新的希钦斯视频当作人生大事的人，都是如此。但说到底，我的希钦斯瘾，根源还是在那些我被剥夺的讨论中。
20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