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没说为何年前死的人，直至年后半个月，才把消息告诉我们家，而且还不让我们家人到场就把我弟火化掉，直接就把骨灰送到了我们家。
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一个月前时如同挂着朝阳的露水，一个月后回来的，没有人，也没有遗物什么的，只有一个冰冷的骨灰盒。就在这晴天霹雳下的一片哭声中，部队的干部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说我弟z.sha的主要责任在于他自己心胸不开阔，而后许诺说，照常理这起z.sha事故属于一起正常死亡的事，可只要我大伯一家不再追究部队里谁
在大伯的命运中，对他真正的打击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伯家的老五孩子和我一样参军了。不一样的是，我当兵在河南，几乎如同就在家乡。而我的这个弟，他参军入伍却远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哪个军营里。六天七夜或七夜六天的火车，才能到达那个举目无亲、荒冷无人的地界里。
我的这个弟，偏巧又是自小内秀、寡言少语的，许多时候，为点滴小事都会计较在心的人。也是因为太过心细计较吧，他时常如女孩子一样为些小事敏感而生气。因此大伯和我父亲才商量让他当兵去，离开乡村，到部队里锻炼着去寻找人生的。可是那一年，年前他穿上军装，同几个村里的孩子一道去了乌鲁木齐的军营里，在军营训练了十天半月的时间后，他就在军营上吊z.sha了。
我弟死时年仅十八岁。
他是年前死了的，可消息从乌鲁木齐传回来，却是在年后许久的正月里。事情的蹊跷和浮浅，让人想来永远地痛楚和心寒。那一年的正月间，有人起早走在村街上，忽然在路上捡到一封信。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我大伯，而信尾却是没有发信人的地址和落款。人家把信送到我大伯家，拆开来一看，如晴天霹雳炸响在了大伯家，使大伯一家老老少少，目瞪口呆，一时不知是天塌了还是地陷了。
信上说，我的弟弟在军营z.sha了。
除此外，那信上再没别的话，没有落款的姓名和日期，没有说z.sha的缘由和时间。正值大伯一家在眼泪和惊慌中，试图通过电报、电话来证实这封信的确凿时，在我发成哥们准备到洛阳买火车票赶往新疆的第二天，县武装部的人陪同着部队的干部抱着骨灰到了大伯家。他们向大伯一家人的解释是，我弟弟到部队开始军训一周后，因为队列没走好，新兵连带兵的班长在我弟的腿上轻轻地踢了几下子，我弟想不开，回到宿舍，便用背包带子上吊z.sha了。
他们是说轻轻踢了几下子。
他们没说轻轻踢几下是对是错的话。
也没说我弟所在的部队干部为一个生命的消失应该负些什么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