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有一种源于动物本能般自然的理解。“如果有人针对某一机构、公司、银行或当地z.府提起诉讼，”吉冈说，“在日本，这类机构总是能赢得官司。”
那场灾难过去8个月后，紫桃佐代美和紫桃隆洋才找到他商谈，他们也是第一对向他求助的大川家长。他给了他们两个建议。第一个是尽可能多地召集原告人，以集体形式行动，吸引媒体注意。第二个则是等待时机，同时利用身处市z.府的对手无意间提供的法律资源——引发众怒的“情况说明会”。“一旦你提起诉讼，”吉冈说，“与之相关的人就再也不会发表任何意见——他们只会说事情有待法院裁决，以此为借口避而不谈。即使传召他们上庭，每个证人出庭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一两个小时。但是每次情况说明会都持续三四个小时，而且每次有10名*员出席说明会。”与其匆忙起诉，不如趁市z.府*员放松戒备时撬开他们的嘴，并且鼓励媒体报道，悄悄尽可能多地积累“弹药”。
参与诉讼的家庭成员都是家庭主妇、木匠、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都没有法庭讯问的专业知识。“很多人认为这些乡巴佬不可能懂盘问，提不出什么尖锐的问题，”吉冈说，“他们将大吃一惊。这些人都是聪明人，完全能够有条理地进行讯问，迫使对方表态。”
吉冈不打算为这些家庭进行参会彩排。“我尽量不干预，”他表示，“有时候情况十分糟糕。人们失去理智——他们大叫‘蠢货！’和‘还我孩子！’，这些话在法律上毫无用处，不过这能让其他人直面他们，听到那些悲痛欲绝的话，看到死去孩子的家长袒露心扉——我很高兴看到他们这样说话，因为这迫使那些*员做出回应。”
“我也试着去思考这场官司究竟是怎么回事。通常，打官司很简单——如果律师赢了，他就完成了他的工作。可是这些家庭是在为他们永远失去了的心爱孩子而斗争。即使他们赢了，也不会停止痛苦。这场官司无关胜负。它的意义在于，搞清楚在这些孩子生命的最后时刻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在日本的司法体系里，没什么能快速进行，直到2016年4月，才有证人出现，为这场针对石卷市和宫城县的诉讼提供证据。这两年时间里举行了六次听证会，双方律师就法律问题进行辩论，缩小了争论的焦点。原告声称，以大川小学老师为代表的市政一方犯有玩忽职守罪——过失，这也是校长柏叶坚持否认的词——他们没能保护好孩子。这场官司的争议集中在两个问题上。老师能预见海啸的到来吗？如果能，他们能让孩子幸免于难吗？
市政一方坚持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学校离海岸有2.5英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