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晚期的地层也有可能保存早期的器物。再往下挖，一层一层直到挖到生土层。已经发掘的每一土层的遗物都要分开记录，及时贴上标签，分别保存，不然回到室内就无法整理。还要同步照相、测图和记录，挖掘的过程和发现的遗物都要记录在案，这样最后整理出的考古报告得出的结论才能有根有据。
石窟考古，是从考古学角度研究石窟，对于敦煌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敦煌石窟而言必不可少，因为它是深入敦煌石窟研究的基础。那么，怎么做敦煌石窟考古呢？
我的业师宿白先生有个外号，叫“活字典”，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你问他什么他都能给你解答。涉及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时期的遗迹和遗物特别庞杂，如墓葬、古建筑、古遗址、城市规划、瓷器、窑址、丝绸……他博学多才，什么都能讲授。我想，有这么一位师长，真是太幸运了。
早在我还在读中学的1957年，在文化部的高度重视下，由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亲自主持，制订了编辑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的计划，由当时全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艺术家等20人组成编委会，当时宿白先生是编委会中少有的几位青年编委之一。编委会先后开过三次会议，出台了出版规划纲要、选题计划、编辑提纲和分工办法等文件的草案，说明了编写、出版一部系统地著录敦煌石窟全面资料的出版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诚然，当时想做的实际是“敦煌石窟记录性图录”形式，不同于现在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又因当时没有考古人员参与这项计划，工作很难展开。
20世纪60年代，宿白先生带北大学生到敦煌实习，特地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做了系列专题讲座，一共讲了七讲，这就是今天文物界广为人知的《敦煌七讲》。正是在这次系列讲座中，宿白先生首次提出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系统阐述了理论和方法，为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奠定了基础。
宿白先生将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以及田野考古发掘的遗迹和遗物的科学记录，与对全国石窟的长期调查研究的实践结合起来，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和思考研究后创立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在《敦煌七讲》这个系列讲座中，他提出了许多创见。
他的石窟考古研究观念，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国内外学者都用美术史的方法调查研究石窟寺佛教遗迹的状况，为我国建立了用科学的考古学方法调查、记录和研究石窟寺佛教遗迹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对于全国石窟寺的研究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
宿白先生在讲《敦煌七讲》时，特别讲了敦煌石窟的“正规记录”。宿先生所说的正规记录，就是用考古学方法来全面记录石窟，即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