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文保领域的科学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弘扬发展中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空白，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硕果。
“莫高精神”的杰出典范
敦煌研究院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段文杰先生就是“莫高精神”的杰出榜样。
段文杰先生青年时代于重庆国立艺专求学五年，主攻国画，得到了吕凤子、陈之佛、傅抱石、李可染、黎雄才、潘天寿、林风眠等名师的真传和指导。
20世纪40年代，他被张大千在重庆举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深深地吸引，决心毕业后就去敦煌一睹敦煌艺术的风采。不料，他一到敦煌就沉醉在敦煌壁画艺术的海洋，从此再没有了离开的念头。莫高窟像磁铁一样把他吸引住了。
段先生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初创建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50年代初改名的敦煌文物研究所、80年代扩建的敦煌研究院等各个时期。他将一生奉献给了敦煌，为敦煌艺术临摹和研究，为推动敦煌学研究的前进，为促进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和弘扬各项事业的发展，为铸就“莫高精神”，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多数艺术家都选择了东返回家，唯有段先生和其他几位青年学子追随常书鸿所长西去敦煌。1947年和1948年，段文杰刚到不久，还与其他同事一起对莫高窟整体进行了一次编号和内容调查。迄今为止，他们当时所做的洞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最科学的。段先生长期生活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来到荒漠戈壁，其生活反差之大可想而知。当时的敦煌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极其艰苦。戈壁沙漠，风沙弥漫，冬天的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却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他们当时住在破庙里，无水无电，物质贫乏。因为太冷，早上出被窝时眉毛胡子都会结霜。
50年代，段先生成了重点批斗的对象，虽然没有“戴上帽子”，却被降了六级工资，株连妻子也丢了工作。白天让他进洞临摹，晚上罚他参加重体力劳动。他就是在这段时期完成了第217窟的《西方净土变》的临摹。1958—1959年，段先生和其他几位老先生整天都在劳动。农业劳动是艰苦的，最艰苦的是他们被安排去石窟加固工程，搬大石头。平时还要每天清洁厕所，冬天厕所的粪便结冰，还得用铁锹甚至钢钎清理。这样的重体力劳动一直持续到1963年，省里派来了工作组进行调查，对段先生的问题做了平反处理，恢复了他的职务和工资。
在极不公正的境遇之下，段先生遭受着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但他凭着坚忍的性格和无私的胸怀，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