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检察官似乎已经不习惯离开我的日子。从5月中旬至6月初，卡恩和诺维克3次传我去纽黑文法院“过堂”。他们进行了一场“环球巡游”。在漫长的数小时之中，他们始终挥舞着2002—2011年阿尔斯通内部的往来邮件提问，内容都是关于公司在印度、沙特阿拉伯和波兰等地签订的或仅是期望签订的合同。他们的问题有的放矢：“这些缩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位发件人称呼其业务伙伴为‘朋友’？你有没有见过这些人？有的话，是什么时候？当时谁和你在一起？你有没有在这个项目上聘请过中间人？有的话，是哪些人？付了多少酬金？付款时间是什么时候？”
在给我看的那堆文件里，他们似乎对西柏特和巴哈这两个印度项目特别感兴趣。我想起来，2002—2005年这些项目曾经在阿尔斯通各部门之间引发过多起冲突。冲突的一方是锅炉业务所隶属的能源环境部和负责汽轮机的汽轮系统能源部，另一方是国际关系部和全球能源销售部。主要的分歧在于中间人的选取，是前ABB的旧网络，还是阿尔斯通的老关系。这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混战！对我而言，我从没见过也没有联系过最终确定的中间人。其实，阿尔斯通在报价时就已经注定失败，因为我们在西柏特项目中没有提出报价，而在巴哈项目中的报价却高得离谱。开标时，阿尔斯通就失去了这两个项目。这就是这段往事的结局，但是对美国司法部来说，事情还没有结束。他们在2013年重翻2004—2005年的旧账，这是为什么？
每一次被传唤问话，检察官都会用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我进行一番轰炸。我尽可能努力地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将答复限定在自己的角色范围内。很多事件已经非常久远，我只想着一件事：结束这些没完没了的庭审，尽早恢复自由之身。检方参加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庭审被安排在6月的第一个周末进行。正常情况下就是走个程序，卡恩和诺维克会让我把供词重述一遍。而我也终于能提交保释申请了，到时没有人能反对。更何况克拉拉已经筹到40万美元保释金，而且我们的朋友琳达还用她的房子做担保。莉兹认为这些足够了。如果日程没有变动，我很有希望在6月15日左右出狱。
狱友杰克看到我这个法国佬很快就要走了，感到非常惋惜。他让我答应他，一出狱就给他寄一张他最喜欢的女歌手妮科尔·克鲁瓦西耶的光盘。1976年他曾在法国奥林匹亚音乐厅听过她演唱，而他当时在法国是越狱犯。他回忆起她现场演唱《跟我说说他吧》这首歌的时候还很激动。晚上，我像婴儿般安然入睡，在氖灯下梦到了巴黎。离最后一次接受“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