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恩身材魁梧，只有一条腿，和我住在同一间牢房。每周一他都会来上我的“化学课”，因为我现在是“助理教授”。我被关在怀亚特看守所已经整整1年。即使在我以前做过的最糟糕的噩梦中，也从未出现过自己坐牢的情形。12个月来，我都是在这座戒备森严的堡垒中度过的。身处困境中的我，至少有幸在3月初获得了一份“助理教授”的工作。从那以后，我的日程便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我每天最多授课3小时。周一教生物和化学，周二和周四教英语，周三和周五教数学。
我与斯坦和莉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自从巴顿·博格斯律所（也就是为阿尔斯通工作的律所）停止支付他们律师费以来，他们就变得非常谨慎。因为我需要留着所有的积蓄支付保释金，所以他们很清楚我没钱支付给他们。但律师的道德准则使他们不得不继续为我辩护，我不确定这是否合他们的意……我后来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走什么法律程序。目前这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情，我首先要关心的是如何从看守所出去。自从被捕以来，我的生活便度日如年。我的心情就如一个期盼尽快走出隧道的人一样急切，然而每当我以为到达了隧道的尽头时，隧道口的光就会远去。当我在机场被铐住双手时，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将在这无尽的隧道里徘徊这么长时间，我一定会发疯。然而斯坦和莉兹向我证实，尽管他们一再要求，但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仍然不肯让步。12个月过去了，彭波尼还在继续反抗，不论他最后是走诉讼程序，还是协商认罪，检察官都不再将我的命运和他的选择联系在一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要怎样才肯将我释放？我一头雾水。
与此同时，我在授课，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在当助教”——协助一位正式教授沃特森女士讲课。她是一位身高不足5英尺（约1.5米）的胖乎乎的小个子女人，有一头稀疏的金发。她60多岁，离过两次婚，是5个孩子的母亲。她不仅在怀亚特看守所工作了15年，还曾在少管所任教。她是个热心肠，整天苦口婆心地对我们说个没完。我不知道她是如何保持职业信念的。我在数学课上帮助一个28岁的囚犯，他的神经或许是因为多年过量吸食可卡因而造成了无法恢复的损伤，他很勇敢，他想要克服这一切，我也尽力帮助他。但他在上了四个多月沃特森女士的数学课后，数学计算能力仍然没有达到幼儿园大班孩子的水平。他没有学会加法，也不会减法。看到他背着其他囚犯，一脸羞愧地偷偷掰手指头，我的心都要碎了。但是，有的年轻囚犯却让我感到惊讶。有些人12岁就辍学了，但却能很快掌握比例系数，或者轻而易举地解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