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顿开始计算我的“分数”，仿佛是营业结束后盘点进账的杂货店老板。
“行贿罪，12分。接下来，因为有好几笔贿赂，我们要加2分。之后，还要考虑到印度尼西亚塔拉罕项目和印度巴哈二期项目取得的利润，这些是20分。由于tf人员身处官方职位，要加上4分。您是贿赂行为的主谋，这又是4分。最后，因为您承认自己负有个人责任，减去2分。”
“z.府是否同意再给他减掉1分？”
“可以。”诺维克检察官回答。
“很好。所以就是29分。”
2017年9月25日，距离我的庭审开始还有几分钟，我在法庭里等待着，呆呆地看着墙上挂着的巨幅画像。这是一幅高度超过1.5米的肖像画，画的正是美国联邦法官珍妮特·邦德·阿特顿。画中人70多岁，身材高挑、纤细，满头金发，仪态优雅，眼神坚定，散发着美国东海岸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特有气质。她（2015年两次批准阿尔斯通延期付款）处理我的案件已经4年多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但是，决定我此后人生走向的正是她。我事先打听过，只知道她以前是一位劳工律师，由克林顿提名为联邦法官，她在我老东家的案子中表现得较为通融，甚至显得有些过于宽厚。
尽管斯坦向我保证，诺维克对我们准备的陈情书非常满意，但我还是很害怕，我害怕我可能会再次回到监狱。原因是，虽然陈情书基本就是空洞无物的，但我服从了他们所有的命令。10点的钟声敲过，珍妮特·邦德·阿特顿宣布我的庭审开始：
“早上好。请坐。皮耶鲁齐先生，你读过缓刑监督官的报告吗？”
“是的。”
“你理解报告的内容吗？”
“39分。”诺维克说。
“对，是39分，谢谢提醒。由于皮耶鲁齐先生没有犯罪前科，他属于第一类人，因此刑期应当是262~327个月。”
我再一次克制自己不要发怒。我听从了斯坦的建议，接受了控方提出的所有条件，结果却无意间将我的理论刑期大大增加。现在我面临着长达27年
“我理解，法官大人。”
“就报告的内容，你回复过缓刑监督官吗？”
我非常想告诉她，我对从检察官的结论中复制粘贴过来的每一句话都有异议。我不接受他把我的身份定义为“主谋”，也不接受针对我的我从不知道的印度案件的指控，我从来没有参与过那么多行贿案件……但是为时已晚。如果我胆敢在法庭上冒这种风险，我就要倒大霉，10年的牢狱之灾将等着我。这时，牢笼开始关闭。我的心紧紧揪成一团，只能小声地回答道：
“是的，法官大人。”
“好，既然如此，那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具体量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