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我在牛津的家里安心写作了几天。“自己去花园里摘菜吃。”我妈出门时留下话。我照办了，走到空气冷冽的户外，从湿润的黑土中拔了萝卜和青蒜，又摘了点菠菜叶子，洗了之后切好，放进蒸锅里。午饭时间，我就坐在饭桌前，面对着一盘子蒸菜。我撒了点盐，又滴了些橄榄油。接着我发现，被蒸得懒洋洋、蔫不拉几的叶子之间，有只漂亮的小菜虫，大概有两三厘米长，淡绿色，很可爱地躺在那儿，颜色清新、通体干净、冒着热气，像婴儿奶嘴那么鼓鼓囊囊的。
我刚想把这虫直接扔出门去，突然停下了。因为我突然想起几个星期前写过一篇长文，描述我在中国吃昆虫的经历。那是我研究的一部分，到四川一家专门做昆虫菜的餐厅吃饭，吃了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特色菜，其中有蜂蛹、柴虫和爬沙虫。这些也都是很贵的菜，高价卖给好这口的城里客人，可不是什么粗野的农家菜。有些菜倒真是挺好吃。
在吃这件事上，我面对过的文化禁忌也算无数了。我的态度一向是把这些禁忌抛诸脑后，尽管吃。这几乎已经成了个习惯。十年前，我大概要花半个小时，才能鼓起勇气吃个炸蝎子。拿筷子夹着，紧张又害怕，把那钳子和毛乎乎的尾巴看了一遍又一遍，再一咬牙、一闭眼塞进嘴里。现在嘛，遇到新的吃食，就算是最最恶心可怕的那种，我也就犹豫个一两分钟。当然，一旦东西入了口，木已成舟，禁忌打破了，一切好像也没那么糟糕。
我在台湾犯了个错误，铁了心要和一位著名美食作家争个高下。“嗯，虫子嘛，吃过啦，”我吹嘘着自己在四川吃过的很多虫子，有成虫，还有蠕动的幼虫，“还有蛇肉、狗肉，吃过很多次啦，完全不在话下。”楚先生咧嘴笑了。“嗯，”他深吸了一口气说，“我在云南的一家餐厅，服务员给我拿来一只活的菜虫，有好几寸长。他激我的将，叫我一手用大拇指把它的头按在桌上，另一只手把身子扯下来，就那么直接吃掉，非常美味哦。”此话一出，我很快闭了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不管你有多努力，吃奇奇怪怪的东西是中国南方人自创的游戏，你是永远打不败这些人的。但是我也尽力了。
我妈多年来循循善诱、润物无声地苦心为我培养起来的英式餐桌礼仪，被中国的那些年毁得一干二净。在中国吃饭，我会直接把骨头吐出来，会把饭碗举到嘴边，会和所有人一起心满意足地咂吧嘴。“你都算半个中国人了。”中国的朋友都这么对我说。我瞪圆自己那双白种人特征显著的眼睛看着他们，却也不得不承认，我心中的那个自己，再也不可能是个百分之百的英国人了。我甚至都不确定，自己到底还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