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迟早要选择一种哲学。这是生活的现实。至少当伯爵站在317号套房里那几扇熟悉的窗户前时，他是这么觉得的。他刚刚是用尼娜的钥匙溜进屋里来的。
不管是大量阅读后的慎重思考，还是凌晨两点喝着咖啡与人热烈讨论之后的反思，抑或只是基于某种先天的倾向，我们最终都会采纳一个基本的架构，采纳某个合理而且融会贯通的因果体系，而这种体系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某些重大事件，而且能让我们理解构成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及其相互影响。无论它们是有意的还是自发的，是无法避免的还是无从预见的。
几个世纪以来，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是在教堂的屋檐下寻求哲学慰藉的。无论他们喜欢受到《旧约》的约束，还是更为宽容的《新约》的影响，对上帝的服从帮助他们理解了，或者至少是接受了那些无法回避的事物的存在。
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伯爵的大多数同学都放弃了宗教，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从别处找到了更好的心灵慰藉。有的人更喜欢追随达尔文的理论，因为它清晰明了，能让人看到自然选择过程中每一次转折的印迹。有的人则选择尼采和他的永恒轮回，或者黑格尔及其辩证法。毫无疑问的是，当你能把这些理论体系的著作读到第一千页时便会觉得，每一个理论都相当合情合理。
可对伯爵而言，他的哲学倾向本质上一直都与气象有关。具体地说，他相信好天气和坏天气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他相信早降的霜冻，持久的酷暑，不祥的云层，枯弱的雨水，还有雾霭，晴天和降雪等，都会对事物产生影响。他尤其笃信，温度计上那极其细微的变化能改变人类的命运。
你只要从眼前的窗口往下看看，就能找到现成的例子。不到三周前，温度徘徊在7℃左右，剧院广场一直空空荡荡，冷清凋敝。仅仅因为近来平均气温升高了3℃，树枝上已经开始打苞，更有麻雀的啁啾，无论老少，人们开始成双结对地在公园的长椅上逗留。假如气温上发生如此细微的变化就能让偌大一个公共广场随之改变，那我们凭什么觉得人类历史的进程不会同样受它的影响呢？
拿破仑应该会头一个站出来承认。纵然他手下有十五个师团的精兵良将，纵然对敌情做过仔细研究并制订出了一套周密的进攻计划，最终还是要和气温打交道。因为温度计上的读数不仅将决定他行军的速度，更决定供给是否会充足，以及他手下的将士的士气是高涨还是低迷。（啊，拿破仑，也许你征服俄罗斯的企图永远都不会得逞，但倘若当年气温再高上5℃，你或许还有一线机会带着半数部队逃回老家去，而不是像后来发生的那样，在莫斯科城和涅曼河之间葬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