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话尚未出口，伯爵就改了主意。因为此刻，他和索菲亚并不是在晚宴上，也不是坐在火车车厢里。她只是一个孩子，一个没有任何缘由和解释便被迫从自己家搬到这里来的孩子。这种时候去问她一连串关于伊万诺沃的风光、景致、气候，或者关于她和她父母日常生活的问题，都无疑会勾
从来没有什么钟声会如此受欢迎。莫斯科没有，欧洲没有，全世界都没有。即使是法国拳击手卡尔庞捷在同美国人登普西对阵，听到第三回合结束的钟声时，他的心情也不如伯爵听到他的座钟敲响十二点的钟声时舒畅。布拉格的公民们在听到腓特烈大帝宣告对他们的围困已结束的钟声时，其兴奋之情亦不能与伯爵的相比。
这孩子究竟都干了些什么，竟然让一个成年男人感到度日如年，让他不得不数着钟点，直到午餐时间的到来呢？她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还是在屋里蹿来蹿去，笑个不停？还是动不动就眼泪汪汪地哭个没完，或者使性子，发脾气？
不，正好相反。她非常安静。
安静得叫人不安。
早上醒来之后，她便起床，穿好衣服，然后整理好床铺，整个过程中一句话也不说。伯爵把早餐摆上桌，她便像特拉普派(6)的修道士一样轻轻地嚼着她的饼干，然后，一声不响地将盘子清理干净，便爬到伯爵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双手垫在屁股下坐着，默默地望着他。那是一种怎样的目光啊。她眼里的虹膜是那么漆黑，那么不祥，那么深邃，让人看上一眼便会觉得不安。它既不是羞涩，也没有不耐烦，似乎只是在问：现在该干什么了，亚历山大叔叔？
还真是的。现在该干什么呀？床收拾好了，饼干也吃完了，他们俩还有整整一天的时间。十六小时。九百六十分钟。五万七千六百秒！
想想就令人发怵。
可亚历山大·罗斯托夫是什么人呀？经验最丰富的健谈者。无论是在圣彼得堡还是在莫斯科，是参加人家的婚礼还是参加“取名日”的庆祝仪式，他都少不了被主人安排在那天宴会上最难伺候的宾客旁边。无非都是些迂腐守旧或目中无人的叔叔阿姨，或是一些沉闷抑郁、尖酸刻薄、胆小害羞之人。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他身边的宾客是什么性格，他都会有办法让他们加入生动热烈的交谈。
倘若他在聚会中被安排坐在索菲亚身边，或者说，他们被安排在穿越乡村的火车车厢里，他会怎么办呢？他当然会问起她的情况：“你从哪儿来，我的朋友？”“伊万诺沃。”她会说。“我从来没去过，但一直都很想去。”“什么季节去那儿最合适呢？那里有哪些地方最值得一看呢？”
“嗯，跟我说说……”伯爵微笑着开始了，索菲亚顿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