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帮这个忙，我很感激。”他说。
“您不用谢我，阁下。”
“拜托，维克托，请叫我亚历山大。”
维克托刚想问伯爵有没
后来……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斯卡多夫斯基于午夜到来之前离开了他的公寓，为的是赴某人之约。
妻子竭力劝他不要去。她想知道，约在这个时间见面能有什么好事。难道他不知道午夜会有警察在街上巡逻？越是临近午夜，巡逻的警察越是警惕。从古至今，只有傻瓜才会约在这种时候出来见面！
维克托对妻子说，这完全是一派胡言，还说她讲得太耸人听闻了点。他从他们住的宿舍楼离开，走了十个街区，来到花园环道，上了公共汽车。车上的人朝他投来漠不关心的目光，这反而让他觉得很舒坦。
没错，他深更半夜出来与别人见面，妻子是很生气。但假使她知道了他此行的目的，她一定会更担心。而且，假使妻子知道了他的意图，并且问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么一件愚不可及的事，他也答不上来。因为连他自己也不是很确定。
这不仅是因为索菲亚。当然，对于她在钢琴上取得的成就，他像父亲一样为她自豪。帮助年轻的艺术家发现她自身的天赋，这个美妙的梦想在多年前就已经被维克托抛在了脑后。可当这种体验不期而至时，他简直难以用言语来描述那种感觉。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教索菲亚弹琴，他又重新开始追逐另一个早已被他放弃的梦想——在室内管弦乐队的伴奏下演奏古典乐曲。尽管如此，这也不完全是因为她。
更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伯爵。不知何故，维克托对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怀有深深的忠诚，而这种忠诚根植于维克托对伯爵的几乎难以言喻的尊重。而这一点，他的妻子——尽管她是个好女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懂的。
而最重要的是，他答应伯爵的请求，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这么做是对的。而这种坚守信念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乐趣。这样的乐趣如今是越来越少见了。
维克托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下了公共汽车，走进老圣彼得堡车站。他穿过中央大厅，朝灯火通明的咖啡厅走去。伯爵交代过，让他在那里等他。
维克托挑了个角落里的位子坐下。他注视着一位年老的手风琴演奏者在餐桌间走来走去，这时，伯爵从外头走进了咖啡厅。他身穿一件美式风衣，头戴一顶深灰色的软呢帽。看到了维克托，他便从咖啡厅那端走过来，把他的旅行包往地上一放，脱了外套，摘下帽子，和他坐在了同一个卡座里。过了一会儿，女服务员来了，他要了杯咖啡，然后，等到咖啡被端上桌，他才把一本小红书放在桌上，朝桌对面的维克托推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