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陪审员盘问的整个事件同样对美国的代议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1991年的时候，总共只有两名女性在美国参议院中工作。这实在把听证会大张旗鼓宣传的国家扶济政策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从《纽约时报》（NewYorkTimes）发布的一张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为数不多的国会女性代表团，包括帕特丽夏·施罗德（PatriciaSchroeder）和埃莉诺·霍姆斯·诺顿（EleanorHolmesNorton），她们跑上国会大厦的台阶抗议，要求给予希尔继续指证和上诉的权利。
委员会对希尔事件的处理方式在社会上激起了一波历史清算的浪潮，大批女性向这个国家一边倒的偏见和由男性组成的代表机构发出声讨。在希尔进行指证的第二年，竞选参议员的女性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她们当中共有四个人竞选成功。其中之一是来自华盛顿的佩蒂·莫里（PattyMurray），她反复强调托马斯一案的听证会激励了她踊跃参与到政治选举中来：“我当时一直盯着整个委员会，心里想着‘天啊，如果我也坐在那儿的话，谁会说出我内心的想法’。我的意思是，所有的男性，他们不会代表我发声。我感到迷茫和无助。”[4]还有一位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CaroleMoseleyBraun），她是历史上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竞选参议员成功的非裔美国女性。人们把1992年这一年称作是“女性之年”。
毫无疑问，人们对希尔一案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亡和强,bao威胁）对希尔的生活和事业造成了颠覆性的改变，但她的人生还在继续。她并没有被社会永久地拒之门外，无论是她的事业还是个人生活。如今，希尔在布兰迪斯大学讲授法学课程，并且和她十多年的伴侣一起居住于波士顿。
希尔之所以没有被当作一名离经叛道者完全被社会除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时候的希尔有很多同盟。很多像希尔一样的女性，她们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和工作，并在社会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在1990年之时，35岁至44岁的已婚女性数量占比已经从1960年和1970年的87%下降到了73%。[5]
“在90年代，女性开始接受、关注自身的性别，并且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性’。”希尔在2013年的时候这样跟我说。希尔看起来和过去也许不太一样，但她对未来信心十足，正是这一点让她具有足够的震慑力，使那些参议员们如坐针毡。艾伦·辛普森曾向委员会列举了应该提防希尔的多条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