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女性的脚步（结果颇令人沮丧），2011年由现代家庭理事会（CouncilonContemporaryFamilies）主持的一项报告显示，84%从未结婚的女性（以及67%从未结婚的男性）会向其父母提供实际的帮助，相比之下这么做的已婚女性只占18%（已婚男性是38%）。这个更高比例的人群中也包括了未婚母亲。推动这项研究的社会学家之一的内奥米·格斯特尔（NaomiGerstel）告诉《纽约时报》：“没有婚姻的人，有孩子或没有孩子的，更可能去关心照顾别人……让人产生疏离的不是孩子，而是婚姻”[4]。
从未结婚的女性更可能参与政治、签署请愿书、做志愿者和参加集会。埃里克·克林伯格也说过，单身独居者更有可能参加讲座，参与外面的世界，相比之下已婚成年人会更多地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家庭中，他们或许会出席子女学校的志愿活动，却不一定会参加于自己或家人无益的组织活动。
未婚女性向世界贡献的这些补偿性能量值得赞赏，并且也和单身女性推动社会运动的历史进程相一致；此外，它一语道破那些中伤女性自私自利的言论产生的原因——千百年来人们对女性预设的期望即为，她们是无私的。
在势力强大的天主教会鼓励人们早婚的中世纪欧洲，人们还有唯一可行的一种出路，那就是进修道院。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许多有钱人家把修道院看作是安置未能出嫁或备不起嫁妆的女儿的庇护所（或倾倒场）。[5]然而一如往常，这是场非常明显的交易：如果女性不能奉献给婚姻，那就奉献给基督吧。西欧的有些地方还有更激进的逃避方法，让未婚女性成为贝居安会士——不避世隐居的半宗教性质的修女。许多女性选择成为贝居安会士，渐渐地，贝居安会士被视作威胁。在1274年里昂大公会议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奥尔米茨主教布鲁诺（Bruno）指出，贝居安会士很麻烦，因为她们“既逃避对神父的服从，又逃避对丈夫的服从”[6]。
主教的反对更明确地强调了女性的生活目的：她们应该，而且从来都应该舍弃自己为他人奉献，如果不为丈夫和孩子奉献，那就为神父、为上帝、为父母、为社区奉献。一旦女性所做的事不是为了服务别人，就立刻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
历史学家李·弗吉尼亚·钱伯斯–席勒写道，在19世纪，“和结了婚的姐妹一样，南北战争前的许多大龄未婚女性患有损害健康的疾病，身体脆弱，时常出现倦怠忧郁情绪，甚至精神失常”。但是，她接着又说：“大家普遍认同的是，女性不幸的根须，是在社会文化这块贫瘠的土壤中生长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