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
第二个宗教目标是使政教合
，从而使二者都更加强大。道教历来没有反对过与z.府结盟，相反，宗教与z.府之间
密切联系被视为促进宗教发展种理想方式。在林灵素与徽宗共同设想计划中，道教和国家有着共同统领——徽宗本人。不过，道教与国家之间交错关系也从其他方式上体现出来。通过把当地为纪念徽宗生日而修建宫观（如果没有，就用其他寺观）改建为神霄宫，就可以将圣上有关神霄界真理宣讲传播到各州县。z.府设立道箓院和道教考试也是政教合方式。很多看似支持道教措施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加强
国家对道教控制。在这方面个最恰当例子就是搜集道经，编印部新道藏。选择道经并将它们强制分成等级，这是种实实在在权力。尽管重修道藏计划受到道士广泛欢迎，因为他们似乎很满意这部道藏兼容并蓄，但它也确有可能遏制某些教派，同时推广另外些教派。
们承认徽宗是受到自己宗教思想驱动，但与此同时，不必否认他行为也会导致些政治后果。
徽宗这些道教举措对道教发展史带来哪些影响呢？道教史学家们对此意见不。皇室支持有时会促进普通大众修行，但并非总是如此。［85］二十年前，司马虚在篇论文中将12世纪早期称为道教复兴时期。他认为徽宗朝“开始另波道家神启热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4世纪运动相媲美”，此外，“正如4世纪经文为贯穿中国中世纪道教实践提供基本内容样，徽宗时期道教重建和复兴对现代道教形态和观点也产生重要影响”。司马虚如此强调徽宗对道教支持，个原因是徽宗非常重视道教经文传统，徽宗对道藏重修和印刷，对于道经存世有着不可否认影响。当代其他道教学者则关注神霄派道教仪式影响。根据施舟人（KristopherSchipper）和傅飞岚（FransiscusVerellen）观点，超度亡魂是道教常规仪式部分，通过神霄派经文，“大量降妖法术”被纳入道藏之中。鲍菊隐提到它对“们今天道教礼仪产生巨大影响”，这同时也是因为它还刺激其他道教流派发展。爱德华·戴维斯（EdwardL.Davis）则关注徽宗将经典与道教仪式相结合努力，他认为徽宗宗教政策产生主要成果是“创造种氛围，使官场精英能够充满热情地践行经典和道教仪式，而不会产生冲突感”。［86］
另方面，在随后几个世纪中，神霄派也没有成为道教中占支配地位流派。道教史学者任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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