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是“有条件的自由”一点也不为过。每次路易斯从门房手中接过信封，只要一认出邮票上熟悉的何塞·德·圣马丁[1]像，他就知道自己又不得不越过那座桥了。圣马丁，里瓦达维亚大道，一提起这些名字，回忆中的街道和影像就历历在目。里瓦达维亚大道6500号，弗洛雷斯的老宅，妈妈，柯连特和圣马丁咖啡馆[2]，那里的咖啡汽酒有股蓖麻油的清香，朋友们有时候就在那儿等他。路易斯手里捏着信封，说了句“非常感谢，杜兰太太[3]”，便出了门。然而这一天已经不同于前一天，也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天了。（即使是在那个荒谬透顶的错误刚刚发生的时候）总能骤然改变路易斯的日常生活，把他像反弹的皮球一般抛回到过去。在公交车上，他又把手上这封信读了一遍，信的内容让他既气恼又困惑。简直难以置信。从以前开始，就总有变换时空的能耐。路易斯处心积虑地把劳拉追到手，把她带到巴黎，好不容易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却总是被这个无足轻重的小闹剧打乱了阵脚。妈妈的每封信都带着一个暗示，尽管只会持续一小会儿（因为他随即就会亲热地回信来保卫自己），暗示他那来之不易的自由根本站不住脚，无法自圆其说。他在别人眼里的新生活，就像一个毛线球，被一顿乱剪，碎得七零八落，又像是公交车驶过黎塞留街时背后越来越模糊的街景。留给他的只有一丁点有条件的自由，以及生活对他的嘲弄。他像是一个词，虽然夹在括号中间，被剥离了主句，却仍然是主句的注解和支持。留给他的还有焦虑，他必须立刻回信，像是要重新关上那扇门。
这个早晨不过是有寄达的无数个早晨之一。他和劳拉很少谈论过去，几乎从来不提弗洛雷斯的老宅。路易斯并不是不愿意回想起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为了避开一些名字（那些人他们早已远远避开了，但那些名字却像实实在在的幽灵般阴魂不散）。有一天他终于鼓足勇气对劳拉说：“要是过去也能像一封信或者一本书的草稿一样撕碎扔掉就好了。但是不可能，它永远都不会消失，反而会弄脏新的抄本，我觉得真正的未来就会是这样。”实际上，他们为什么不能谈论布宜诺斯艾利斯呢？家人们还都生活在那儿，朋友们时不时地寄来一张明信片，写一些亲热的话；凹版印刷的阿根廷《国家报》上印着女士们写的那么多狂热的十四行诗，都是些无意义的陈词滥调；时不时又内阁危机了，哪位少校怒发冲冠了，又出现哪位厉害的拳击手了。为什么不能跟劳拉谈论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她也不提过去，只是在言语间，特别是有妈妈来信的时候，偶然蹦出一个名字或者提起某样东西，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