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毗邻乡镇熟人,连些外地亲戚朋友也赶来。丧事办完,人潮慢慢退下去,山村也变得平静起来。朝廷听说曾国藩没有获准就回老家奔丧,非常恼怒,本想治曾国藩罪,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为曾国藩求情,事情才算得到通融解决——朝廷给曾国藩三个月假期,令其回籍治丧,发给安家费四百两白银,假满之后仍回江西办理军务,至于擅自离开部队事,免予追究。曾国藩接到上谕之后,啼笑皆非。由于沉浸在悲伤之中,对于朝廷责备,曾国藩也无暇理会,更何况,他已经不打算回江西。时间天天地过去,慢慢地,曾国藩从悲伤中缓过神来。故乡切重新让他感到亲切,昔日紧张和忧郁也像结痂伤口样,慢慢地回归正常。
三个月假期很快就过去,曾国藩心中仍有情绪,也心灰意懒。曾国藩真想退隐山村,他向朝廷打报告,奏请按照惯例,在家守三年之孝。咸丰皇帝当然不同意他请求,命他仍遵前旨,假满后即返回江西军营,继续督办军务。接到上谕之后,曾国藩满肚子不高兴,越想越觉得郁闷,索性不做二不休,干脆豁出去。当天晚上,曾国藩挑灯夜战,撰写封奏折,题为《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在这篇长长奏折中,曾国藩诉说自创建湘军以来受到种种委曲,尤其是将近年来在江西督办军务三点难处,详详细细地向朝廷作报告:
是没有军权。因他所率领湘军属于临时募集官勇,不是国家经制之兵,所以虽能征善战,但有功人员却不能像绿营弁兵那样补授实缺;自己虽然是兵部侍郎,却无法对自己部下进行奖励和提拔,即使是补授小缺,也须向巡抚、总兵求情,久而久之,很难取信部下,鼓励士气。二是没有政权,自己以兵部侍郎之职带兵,在地方上处于虚悬客位,既无政权,又无财权,又无赏罚黜陟之权,所以遇事掣肘,处处碰壁,兵饷没有保障,动辄受到断饷要挟。三是没有钦差大臣职衔,只是以团练大臣募勇成军,虽奉有出省之战之谕,但没有钦差赴某省办理军务正式命令,更没有正式印信,因而处处受到地方督抚歧视、刁难和排挤。
最后,曾国藩强调说,“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从奏折中,明显可以看出,这回,曾国藩明摆着是要向咸丰提条件——与其这样左右掣肘,还真不如不干。
奏折送出之后,曾国藩心里直忐忑不安,想想都有点后怕,他不知道自己牢骚会引起什样后果。在那段时间里,曾国藩经常百无聊赖地在书房里用耆草占卜吉凶,每次,他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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