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切都是灰蒙蒙的：面孔，裙子，难看的毛袜子，砖墙，木门，花园里的带刺灌木丛。已不年轻的女人坐在维也纳式椅子上，双臂半抱在胸前，一只手停在小腹位置，像是打算做什么动作却临时忘记了一样。脸上的笑容也没有完全舒展开来，沉静的脸庞宛如一只永远停留在正午的表盘。这张照片上的一切都在诉说着极端的贫穷——缺少戒指的宽大指节，唯一的粗布裙子；被拍照者显然完全没有花心思为永久留念打扮自己，给自己的庸俗日常好好地放个假，一切都是现实中的样子，因为也没有什么可以修饰的。这是奶奶的妈妈、我的又一位太姥姥索尼娅·阿克塞尔罗德，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5]的女读者，在勒热夫郊外的村庄。照片可能拍摄于任何年份—1916年，1926年，或者1936年——时间的流逝未必会给这里带来任何变化。
十七
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抱着一个别人的大洋娃娃。洋娃娃很漂亮，粗粗的麻花辫，红扑扑的脸蛋，传统民族服饰——绣花衣襟，高高的盾形头饰。洋娃娃令女孩心花怒放，盯住镜头的眼睛兴奋得放光：瞧！我们在这儿！我和洋娃娃！二者一瘦一胖（小女孩瘦巴巴的，洋娃娃胖嘟嘟的），一黑一白（小女孩一头蓬松的黑色鬈发，洋娃娃则是浅黄色头发，长辫及腰），爱与被爱。小女孩虔诚地抱着自己的战利品，一只手掌小心翼翼地托在洋娃娃的腰间，另一只手轻轻地握住陶瓷的手指。照片是黑白的，我无从知道儿时的妈妈身上穿的樱桃裙子和头上的蝴蝶结是何种颜色。
十八
照片很小，肩章模糊不清，但我知道，科利亚爷爷一路晋升至少校，直到1944年才复员。照片显然拍摄于复员前，面部紧绷，如同一只攥紧的拳头，除了力量之外不表达任何东西。剑眉入鬓，双耳贴面，双眼炯炯有神，嘴巴刚毅，五官聚合为一只致密的台球，构成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军官的标准肖像。格尔曼拍摄的《我的朋友拉普申》[6]里面的主人公就符合这样的集体肖像。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是在少不更事的十五岁，观影经验为零，很久都没能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谁是主角，谁爱上了谁——主人公们在我看来全部长着同一副面孔，像是从同一个战争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们身上有着某种令人异常熟悉的东西，其言行举止隐约让我感到久远的亲切，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突然意识到，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在某种意义上是科利亚爷爷——那个喷着“西普”香水，彬彬有礼，一丝不苟，下巴和脑袋都剃得精光的科利亚爷爷。
十九
20世纪30年代中期或末期，一条小溪旁，两位年轻女性一边冲摄影师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