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问了问女摊主,还有没有更完好的,作为回答,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据她说,这些瓷娃娃出产于德国某城市,自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连续生产了半个世纪。当时它们随处可见,食品杂货铺和日用品商店都有卖。但这些造价低廉的瓷娃娃最主要的一个用途,是作为货物运输时的减震垫,以免贵重物品在运输途中相互磨损。换言之,这些瓷娃娃生来就是为了牺牲的。二战爆发前,这家工厂停产了,堆满瓷娃娃的仓库被锁死,后来遭了轰炸。又过了很多年,货箱被打开,瓷娃娃全部变成了碎片。
听完这个故事,我当即买下了自己的那个瓷娃娃,既没有追问工厂的名字,也没留下女摊主的电话,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已经找到了这本书的结尾,如同习题集里通常附在最后几页的参考答案。这个瓷娃娃带有多重寓意:首先,没有任何一段历史可以完好无损地流传下来,不是脚会受伤,就是脸会刮花;其次,空白和缺陷是生存的必然伴侣、隐秘发动机和加速装置;再次,只有伤痕将我们从批量产品变成独一无二的单品;最后,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瓷娃娃,20世纪集体灾难的批量产品,同时也是其survivor和被动受益人,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
被我选中的瓷娃娃还算是幸运的,那些没有脑袋的只好继续躺在盒子里。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根据一百多年前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断言,只有新的、完整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美好的,而旧的、破碎的则被视为丑陋的。换言之,物品的完好性是其优点与体面的标志,舍此便无法获得人的青睐。
正是如此。即便当我思考一切幸存的物证的不完整性时,内心深处仍在期待它们的完整性。瓷娃娃也是一样,他的破损不能太厉害,简单地说,我希望他至少看上去是顺眼的。带着瓷娃娃离开时,我忽然想到,我之前读到过类似的东西。那是茨维塔耶娃的一篇散文,讲述了她小时候在特维尔林荫道普希金雕像旁玩耍的往事:
我跟普希金经常玩一个我自己发明的游戏:我会在诗人脚边放一个小拇指(小孩的)大小的瓷娃娃,餐具铺就有卖,20世纪末长在莫斯科的人都知道,像什么躲在蘑菇下面的土地精啦,撑着雨伞的孩子啦。我把这样一个小物件放在巨大雕塑的脚下,低下头,视线自下而上缓缓移动,直到脑袋向后仰到极限,比较他们的大小。普希金雕像在我头顶,我在瓷娃娃头顶,这构成了我关于层级的第一堂直观课。在瓷娃娃面前我是个巨人,而在普希金雕像面前,我只是我,一个小女孩,尽管我会长大。我之于瓷娃娃,一如普希金雕像之于我。那么,普希金雕像之于瓷娃娃呢?在一番艰苦的思索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