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写道：“曼德尔施塔姆的那部死产的散文——《时代的喧嚣》令我深恶痛绝，其中活着的只有‘物品’，但凡还有气在的，全是‘东西’。”
阅读《时代的喧嚣》时的困惑不解似乎已成公论，引发了不同气质的读者的共鸣。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塔姆说：“所有人都拒绝出版这本既无情节主线，又无阶级立场及社会意义的书。”而茨维塔耶娃则恰恰相反，只看到了阶级立场——一位俄国知识分子大张旗鼓的投诚与灭亡。她在那篇声讨文章中说，《时代的喧嚣》是“曼德尔施塔姆进奉给当局的贡品”。
此处自然还应该考虑到彼时苏联国界两侧的读者意识的激愤程度，对于这一点，今天已经理解得相当深刻了。无论诗歌还是散文，彼时都获得了第二个，甚至是首要的任务，即见证作者的政治选择，而这一选择随时可能因时局变幻而反复无常。在读者眼中，文本首先应该回答“作者是哪头的？”这一紧要问题，随后才能履行自己的寻常使命。具体到g,m后一直颠沛流离的曼德尔施塔姆，这个问题被推迟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及至1924年，随着《时代的喧嚣》出版，终于无可回避了。
姐妹诗《1924年1月1日》和《不，我从来不是任何人的同代人》创作于从旧世界走向新世界的时代拐点，但是——请注意——已经是从另一侧了。车队的颠簸仍在继续，大车在午夜发出呐喊，运动远未结束，但已然无法回头，断了退路。随着转向的发生，与未来的协约已然缔结。对于曼德尔施塔姆而言，和很多人一样，被“自由的曙光”攫住带有毫不含混的陶醉，而写于“时代的喧嚣”之下的关于命运转折的新年诗歌，不仅仅是在告别过去，甚至是要将过去推开。
***
但没过多久，所有人都开始回忆，仿佛眼看着零落成泥的过去必须立即记下，否则便会随风而逝。蓬头垢面、匆匆忙忙、酷似运送旧家具车队的20世纪20年代意外地变成了回忆录时代。在旧世界轰隆关闭的盖子之下，一切记忆和被取消之物都原封不动。帕斯捷尔纳克的《安全证书》或者安德烈·别雷的回忆录三部曲，对待19—20世纪之交莫大学子论战的态度已经如同考古学家对待发掘地，需要复活、解密这些资料，方可赋予其现代性。
《时代的喧嚣》是最早的同类作品之一，写于尚未完全枯干的1923年，但很快便被束之高阁，几乎整个世纪都类似于“好兵帅克”，与20世纪的回忆录文学大军格格不入，尽管起初看来和余者相差无几。普拉东诺夫[3]和卡夫卡的世纪，以朝向变化、集体乌托邦及对于新事物的世界迷恋的跨越作为起步，但很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