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在那些天，人们几乎连上楼梯的力气都没有。11月25日，面包定额再次调低，职员、儿童和被赡养人员每天只能领到125克面包，负伤者和负责照顾伤员的人稍微好些。关于这一点，一位名叫克拉夫季娅·纳乌莫夫娜的女医生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过（她的姓氏我不知道；她的日记是写给被疏散的儿子的——“我的乖孩子”“廖希克”“宝贝”；日记于1942年中断）：
宝贝，我们在医院吃饭，定额大概是这样的：早饭是一点儿黑通心粉，一小块方糖和50克面包；午饭是一份汤（通常很难吃），主菜要么还是一点儿黑通心粉，要么是粥，有时候是一小段熏肠、一小块肉和100克面包；晚饭又是通心粉或粥，外加100克面包。能喝到茶，但没糖。你看，饭量很小，但比起城里人来已经算得上丰盛了……
十二月初，沙波琳娜写道，开始有人饿死。路上的行人一个个因坏血病而面露菜色，“1918年就特别多这种人”。据说，有人看见两个人被冻死在了街头。在这几个星期，死亡的阴影日渐扩大，开始在围困文本中占据越来越醒目的位置。人们开始描写购买棺材的长队，运送死者的雪橇和马车，倒毙街头的尸体，从运尸卡车上沿途掉落的尸体。到来年一月底，可怕的死亡已经习以为常，人们习惯了与死者共处，谈起死亡如同唠家常。新的1942年的一天早晨，七十岁的女画家安娜·奥斯特罗乌莫娃·列别杰娃[8]不无满足地记述了自己吃水胶的体验：“挺好的。起初偶尔会恶心反胃，但我想这应该是心理作用。水胶其实跟肉冻差不多，并不难吃，只要加上点儿桂皮或者桂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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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食物的幻想纠缠且危险，很容易深陷其中，丧失行动意志，但这些念头却构成了围困生活的隐秘内容。对于食物的谈论既可怕又魅惑，人们对此讳莫如深，尤其是当着外人的面，在单位或者公众场所。而在自己家里，每到傍晚，食物便成了唯一的话题；它为所有人提供了广阔的回忆空间，勾起大家对于往昔丰盛的早餐、晚餐，饭店的雪白餐巾和黄灿灿的煎蛋的共同回忆。当然，还可以憧憬未来，等战争结束之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些幻想总是具有特殊的有毒魅惑，微微泛亮，为昏昏欲睡的母亲和女儿取暖。到那时候，面包不必称重，直接用手掰成一大块一大块的，再往上面撒满砂糖，抹上厚厚一层黄油，再把土豆片煎得金黄金黄的。列宁格勒人认为，这些幻想最好尽快被驱散，否则很快就会变成死亡的前兆。他们还自我叮咛、彼此建议，千万别不等走出商店就把领到的面包塞进肚里。关于食物的谈论要慎之又慎，三缄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