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乳母，被她那壮硕的身体和迷人的制服所俘获。在当时，从事这种有益职业的女人们时兴穿俄式萨拉凡连衣裙，上面缀着好几条红色珠串。他们乘着蒸汽机船在伏尔加河上游玩，捡球果，烧茶炊。米赫尔普通无奇，考试总在三四分上下（五分制），通过了药剂师学徒考试，却打算报考法律系。1903年，他“因升入高等学校继续接受教育”而迁出下诺夫哥罗德市。这份迁出证明上盖着市管理局的大印——一头鹿若有所思地扬起右蹄，却迟迟不肯迈步。
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弗里德曼，曾经寄语外甥“要活得有趣”的人，于1923年11月11日因急性阑尾炎在博特金医生的诊所去世。死亡证明显示其身份为“公职人员”；在萨拉写于风云诡谲的1938年的自传中，谨慎地回避了丈夫的律师生涯，说他“在矿务总局担任经济员”。1923年他才四十三岁，廖利娅才七岁。大约在此前一年，他们一家人从萨拉托夫迁居莫斯科，具体时间和原由无人确知。令人称奇的是，几乎与弗里德曼一家人同时，像被内心的一阵风驱赶着似的，另一家人也来到了莫斯科：小男孩廖尼亚——廖利娅未来的丈夫和他那还十分年轻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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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过很长的时间跨度的手法在小说中屡见不鲜，然而，当你意识到自己是在讲述生者故事，却细思极恐——当然，其实是死者故事，但这并无任何差别。太姥姥萨拉在廖利娅出生之前的青年时代洋溢着开端的气息，仿佛一切还在前方，充满着无限可能。自1916年起，时间开始缠绕在卷轴上，被卷进众所周知的共同命运的卷毡中。一个世纪以后，当我开始依次寻访她在圣彼得堡的居所时——那些几经改造、失却了门牌号的房屋，甚或是彼得格勒大街上被夕阳点亮的一整个街区，每逢周日休息的大兵们在街上三五成群地随意闲逛——总有一种感觉：只消向右一转弯，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满，至少，不会比刚开始时更差。
家族历史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十月g,m后的十到十五年，事务进程骤然减速，跌跌撞撞地换到了新的轨道。在这些迷雾蒙蒙、完全无从查证的年份里，我的曾祖父母辈死的死，移民的移民，迁居的迁居；他们没有写信，没有记日记，保留下来的照片也仅仅展示局部，画面的最边缘，而画面中心发生的事情则完全无从了解。比如在达洽进行的槌球游戏；谢列布里亚内博尔木屋的原木墙壁；顺口溜似的宣传标语下面的一群女体育爱好者；萨拉和瘦削忧郁的廖利娅坐在小河边的山丘上，旁边还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是某位不知名的亲戚。随着女儿日渐长大（在学校的集体照上，女孩们依偎在女教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