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女伴们寄来的明信片），萨拉出镜的次数越来越少。她所就职的医疗机构换了一家，两家，三家；与亡夫的某位亲戚——在米亚斯尼茨基街经营着一家照相馆的那位——疲沓冗长的交往；旅途中寄来的明信片，疗养地的风景明信片——灰色的大海飞上了灰色的短裙。
但最重要的萨拉自然做到了：不虚度。她过上了专业人士的小康生活，疗养院和女性咨询的日常。每日重复的有益活动将女儿也吸引了进来，她早就决定像妈妈一样成为一名医生，这营造了一种归属感和共同劳作的氛围。她们对于周遭发生的事件究竟作何感想，已经无从猜测，既无依据，也无证据。无论书信，还是家庭藏书——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文集，上面带有“助理律师米·弗里德曼”的藏书签；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2]的诗集；被翻烂了的博博尔金[3]选集——都无法让人从中拼凑起苏联的或者反苏联的拼贴画。1934年，当十八岁的廖利娅铁了心要出嫁时，萨拉没有反对，但给相爱者提出了一个不容驳回的条件：廖利娅必须先完成学业。他们可以先结婚，可以在波克罗夫卡同住，但在廖利娅拿到医学院毕业证书之前，要孩子的事连提都不能提。这种世代传承的，对于高等教育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态度，我从小便记忆深刻。我们是犹太人，在我十岁那年有人对我说，你不能放任自己不去学习。
红脸膛的富于责任心的廖利娅顺从了，按照和母亲的约定，她和廖尼亚的孩子本应于1941年8月初降生。那些日子她和母亲正在前往西伯利亚的疏散列车上。孩子安静地坐在腹中，似乎知道它还不该出来似的。经过长达数周的换乘、搬运行李、掉队和迷路的担惊受怕，她们终于抵达了亚卢托罗夫斯克——我们家族迁移版图的最东端。在那里，在西伯利亚，曾经居住过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这个拥有木板人行道和黑色板棚的小镇并不急于改头换面，直至今日几乎仍是老样子。我的妈妈出生于定居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1941年9月12日。她生平最早的记忆是邻居家宰杀公鸡的奇特一幕：鸡头刚落在草地上，鸡身突然振翅而起，掠过了惊呼四起的庭院。
亚卢托罗夫斯克时而皑皑白雪，时而烟雾迷蒙，当地为数众多的奶制品联合厂和幼儿园都需要经验丰富的医生，这大概是最后一个萨拉照过全身像的地方（“啊，山岩一样的妈妈！”）。萨拉很快就安顿下来。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星期，莫斯科陷入一片恐慌，很少有人知道该怎么办，该往哪儿跑。穆尔，茨维塔耶娃时年十六岁的儿子，在他那细致到可怕的日记中逐日记录了希冀与绝望的交替，幸免于难的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