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与被埋在废墟之下的恐惧（这总让我想起哈尔姆斯的那句“我们会拖着断腿，贴着燃烧的墙壁爬出”），逃不敢逃，留不敢留，没完没了地痛苦地讨论着为数不多的每一个选项。很难相信，但在七月中旬，茨维塔耶娃突然和几位朋友来到了位于佩斯基的达洽，“歇一歇”。三位已不年轻的女性和一位神色紧张、想念伙伴们的男孩坐在那里，就像契诃夫短篇小说中那样，从午饭一直闲聊到晚饭，一面等候着从城里传来的消息。这大概是命运给予这对母子的最后一次喘息。返回莫斯科后，他们立刻被卷入了追赶火车或轮船的逃亡者漩涡，而且侥幸赶上了——但没有文学基金会的介绍信，没有钱，也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换取食物的东西。其结局如何，我们都已知晓。
莫斯科完全做好了战争和围困的准备。是年春天还组建了莫斯科市民战时疏散委员会，试图制订可能的行动计划；委员会讨论了如何将一百万莫斯科人紧急疏散到后方的各种办法。报告书上还有斯大林愤怒的批语：“你们关于‘战时’‘部分’疏散莫斯科市民的建议，我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我要求即刻撤销疏散委员会，停止讨论疏散问题。何时需要，是否需要准备疏散，中央和人民委员会会通知你们。”批语的落款时间是1941年6月5日。
一连数月，首都人心惶惶。人们像钻冰窟窿一样企图逃跑，各种权力部门都在想方设法疏散自己人，人人争先恐后，有些人匆忙收拾，徒步出城。10月16日，当德国军队已经逼近莫斯科城外时，文艺学家艾玛·格尔施泰因[4]没能赶上那趟原本为她预留了座位的疏散列车。“我走在街头痛哭。被扯烂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册的碎片随风飘扬，在周边飞舞。女士理发店人满为患，女顾客们在店门口排成了长龙。德国人要来了，得提前把头发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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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一家再回到莫斯科已是1944年了。1945年5月9日，廖利娅生日当天，波克罗夫斯基林荫路的一户住宅高高的窗子四敞大开，窗内是泪珠般绿意盎然的春天，偌大公用住宅的全体住户团团围坐在丰盛的节日餐桌旁，所有亲戚朋友，甚至一些从街上不请自来的半生不熟的人，包括年轻的女歌手维多利亚·伊万诺娃[5]也和他们一起，她身穿蓝色长裙，用自己那令人惊叹的嗓音演唱了《请买紫罗兰》《蓝头巾》，以及人们请她演唱的所有歌曲。傍晚，他们来到附近的乌斯京斯基大桥，欣赏了莫斯科河上空怒放的烟花。
自那晚以后，萨拉的故事逐渐暗淡，在随后的三十年间隐入了日渐稠密的黑暗。我记得，妈妈将太姥姥的中风与“医生案”联系起来，此事原本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