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也将吞噬廖利娅。但灰色的工作履历簿只记到1949年末，那一年同样是个多事之秋：整个国家都在与世界主义作斗争，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成员遭到大肆逮捕，图书馆里犹太作者的书籍被禁，犹太语文献的出版被叫停，整个首都涌起新一轮的解聘风潮。我不知道对于萨拉·阿布拉莫夫娜·金兹堡医生而言，什么更加危险：是与生俱来的犹太身份呢，还是后天养成的西欧气质；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跟家里人讨论过发生的事情，她是否担忧，事情会不可避免地波及身边的人，包括过于成功的女婿以及女儿和外孙女。老年性消瘦导致太姥姥无法承担责任、做出决策和采取预防措施，这使其脱离了高风险人群，钻进了一个清凉的避难所，在那里她可以随意翻翻照片，写写题词，任何回忆都触手可及。
不知为何，我经常会想起，在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的幽暗讲堂里，有人给我们一群十岁孩子讲的那堂关于拜占庭建筑的课。投影仪屏幕上是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宽阔肩膀，以及尖塔上方的蓝色苍穹。我对那一刻记忆犹新：我怎样使劲儿地向前张望，看着那个被照亮的光斑，心中暗想，我恐怕是永远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些实物的。我们那个家庭层次的人，20世纪80年代初普普通通的莫斯科知识分子、小工程师和小科研员，大体是没有机会出国的。
等我一旦有了出国的机会，便开始四处游历，至今仍无法停下脚步。这几乎给我带来了一种生理上的兴奋，每当我走进任何一座火车站的屋顶，都感觉那仿佛是我本人的肋骨，而我则是一股血流，充满了那些站台以及被阳光支撑的圆顶。在机场我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仿佛任何一个移动的机会都得像长尾猴那样四肢并用地牢牢抓住。需要努力追逐的，仿佛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跨越国界、畅快呼吸的空气。当我们迁离雅克图库尔湖，当所有的瓶瓶罐罐、照片书籍统统被放进仓库之后，我开始比往常加倍频繁地旅行，仿佛在此之前被这些东西按在地面上一样。
再说，我的旅行也确有正当理由：我在写一本关于家族的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本档案到另一本档案，从一条街巷到另一条街巷，我一路追踪着族人的足迹，怀揣着渺茫的希望，试图回忆起什么。我勤勉地收集着我所能获知的一切，将日期和门牌号输入电脑记忆，预先为自己规划路线，如同任何一个计划远行的人。在巴黎的某个角落，在我太姥姥曾经居住的一栋楼房里，如今坐落着一家小旅馆。
原来，可以在真正意义上钻进历史的皮肤底下：在同一个屋檐下跟年轻的萨拉共同度过一两个夜晚。若从伦敦出发，须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