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地下列车，穿针引线地通过英吉利海峡底部的黑色隧道，直至突然置身于法国那郁郁葱葱的绿色原野。
我注视着窗外，忽然感觉，关于家族的长久思绪已经令我疲惫不堪。它越来越让我无法环顾四周，注意到旁的什么东西。圣彼得堡夏园那花纹繁复的栅栏便是这样将内部情形遮挡在外部视线之外的。现在与过去的任何东西早就与我那难以辨识的亲人们联系在一起，强调着自己与他们的同时性，或者相反，不相逢。我本人与世界的关系则只好推迟到明天——帮主人在林地寻找黑松露的猪，事先都需要经过长期训练，以免它们自己吃掉那些昂贵的战利品。我的旅行与我本人有着最为“间接”的关系；我在俄国和外国的城市四处游走，像个拖着行李箱出差的人，箱子里装着我事业的干货。行李箱其实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哪怕拖着它辚辚地走在巴黎的鹅卵石路上。只是不管你去哪儿，它都会提醒你它的存在。
于是，我和箱子在路边蹦蹦跳跳，沿着长长的克劳德·伯纳德大街向下；这是巴黎第五区，刚好适宜萨拉·金兹堡这类人居住。倒不是因为旁边就是索邦大学和圣宠谷军医院，而是因为这里有最便宜的旅馆和拎包入住的出租屋，那些麻雀一样三点一线的大学生们正好可以在此抱团取暖。萨拉在这条街上住了大约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那栋泛绿的带锻铁阳台的七层楼房至今仍矗立在原地。这个楼道散发着烟味和香粉味的物美价廉的居住区，于19世纪60年代被迫接受了改造，但断然拒绝变得体面。奥斯曼男爵[6]，城市变脸的实践者，如是回应当时的不满者：“巴黎属于法国，而不属于巴黎市民，无论他们本就出生于此，还是后来迁居于此；更不属于那些流动的外来租户，他们正用自己那不高明的声音歪曲着全民公决的意义。”几十年后，在这群流动的外来租户中间汇入了一位姓金兹堡的俄国小姐。
翌日清晨，于六楼的阁楼中醒来，我慢慢地在头脑中感受着房间的规模，倾斜的天花板，一张古老的、也许当时就在的小书桌，窗外的壁炉管在灰色天空的映衬下白得晃眼，不必下床便能望见不下十根。我的太姥姥当年也许正住在这间屋子里，因为楼层越高，租金越低；但也有可能是其余任何一间。我原本希冀着能够受到特殊的超自然的接待，能够做一场有萨拉及其友人参与的穿越之梦，但什么都没发生，照旧是寻常的游客清晨，伴随着咖啡的味道和吸尘器的压抑咆哮。
客栈主人已不年轻，眼神哀伤，透露出一种女像柱[7]式的持重，让人莫名有种感觉，即他在与我交谈的同时，将整栋设施完善的楼房，连同其楼梯和窸窣作响的床单被褥扛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