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是东站（假如取道维也纳）。
当时像她那样的人大概不下数百，甚至数千。法国的医学教育在当时的欧洲是最便宜的。自19世纪60年代末各大高校逐渐向女性开放之后，俄国女学生便云集至此。至1914年，她们已经占到了在法学医的全部女性中的70%甚至80%。但她们并不受待见，男女同学纷纷嘲笑她们的举止做派、邋里邋遢、政治激进，尤其是她们在学业上争强好胜，鸠占鹊巢地将本地人挤回老家，或者挤出故乡。彼得·克罗波特金[10]就曾写过，苏黎世大学的教授们一贯把女大学生树立为榜样，令男生蒙羞。
其中一位俄国女留学生多年以后回忆道，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女留学生们不仅要求与所有人享有同等权利，而且要求特殊待遇，占据最佳位置，处处争先”。她们密集聚居在俄语比其他语言更为通用的街区，每餐只有简单的面包、热茶、牛奶和“一小片肉”。她们毫无顾忌地吸烟，只身一人在街头闲逛。她们认真地讨论有无可能在吃下一整盘李子或马林果的同时，仍然做一位独立思考的女性和同志。柏林的报纸将其污蔑为外国g,m娼妓，“病态的、半开化的、不服管教的人种”。然而，至19世纪80年代末，俄国拥有执照的女性医生已多达698名，而据统计，截至1900年，法国仅95名，英国仅258名。
此外，俄国留学生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这是他们的机会和幸运签，因为执照医师可以在整个沙俄帝国版图行医，而不必受定居地拘囿。至20世纪初，巴黎聚集了5000余名医学专业的各国留学生，与法国籍学生共同竞争入学名额。1896年，里昂大学生游行示威，宣称留学生，尤其是女生，将本国学生挤出了诊所和课堂。1905年，耶拿大学学生向z.府请愿，要求停止接收“行为固执”的俄国犹太族留学生。1912年，当萨拉已经进入索邦时，大学生罢课风潮席卷全德，要求仍然是限制外国留学生。海德堡的俄国留学生与当地学生严正交涉，请求对方体谅自己的处境，莫要欺人太甚。双方对彼此的不满令空气中火药味弥漫。俄国女留学生成了首当其冲的攻击标靶，被画进了关于解剖室清晨的讽刺漫画。
我的另一位太姥姥、外祖父的母亲别佳·利别尔曼，出生于赫尔松，同样梦想着成为一名医生，最后却未能如愿，只留下了一个家族传说。十五岁那年，她莫名地觉得需要试验一下自己的胆量，看自己能否坦然面对尸体。于是她便每天傍晚一个人跑去市里的停尸间，给看门人一点钱，然后在那里坐上一整夜，直到确定自己行了才算作罢。但后来她并未报考医学院，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