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像童话里经常发生的那样，遇见了一位白马王子——过早地；后来他们结了婚，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但愿如此。我看着两位太姥姥，如同看着一副扑克牌里的两位王后：一位是坚毅的萨拉，通过顽强的拼搏赢得了毕业证书，她那艰苦卓绝的努力一经启动便无法中止；另一位是温柔的别佳，终其一生在某个机构做着平淡无奇的会计，抚养儿子长大成人。二者之间有差别吗？历史真的是令人惊讶，它彻底取缔了1917年之前所做的任何选择，迅速地将二人变成了老太婆，最后带着几乎毫无二致的庄严相继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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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业的学生与其他专业学生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闹腾”。在无数的回忆录和警署记录中，狂欢滋事的案例随处可见。在普莱特上学的年代，一遇到不喜欢的老师，学生们就在课堂上起哄，“用拳头和羽毛笔杆敲击桌面、跺脚；假如教授对此置之不理，他们便大呼小叫，让他没法继续讲课”。到了19世纪，医学院的学生们照旧捣乱、打雪仗、在实验室干架，聚众将看门人从高高的栏杆上丢下去。不过，在一战爆发之前，事情有了很大转变。单纯的惹是生非像是被一阵风刮跑了；玩闹结束了，所有人都变得更加严肃，也更加狠辣。自1905至1913年，巴黎的医学专业没有哪一年不因学生抗议示威而被迫停学一段时间的。整个教学体系运转失灵了。
巴黎大学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大学。偌大的一间间教室里挤满了人。1914年暮冬，萨拉给我未来的太姥爷写信说：“在巴黎留学，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毕业。”据189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巴黎四分之三的医专学生学了6年多才参加毕业考试，38%的人学了8年多，甚至学了11年的也大有人在。教学课程从不间断，每周6—7天，每天都有手术示教室的解剖课、实验室操作，每天上午是雷打不动的医院实习——观摩，做医助，做电疗。在可怕的毕业考试到来之前，未来的医生们需要积攒上千个上午的医院实习经验。毕业考试整整持续两个月，形式是口头的、当众的，不仅要求具备专业知识，还得有点演员的天赋。在留学巴黎的最后一年（也是旧世界的最后一年）的信件中，萨拉满脑子都是考试：“为了自己的医生执照拼了”，“刚考试回来，累瘫了”，“明天还有一门考试”，“接下来是产科医院的面试。如果能顺利通过，就能稍微喘口气了”，“我的死记硬背还在如火如荼之中，很多人落水了，要等秋天补考了”——这便是太姥姥漫长而艰辛的通往毕业证书之路，等她走到期待已久的胜利终点时，距离共同灾难的降临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天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