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鸡皮疙瘩，连枝形吊灯都窸窣作响。
长久以来，维多利亚一直是某人紧张思索、高度关注的对象，这个人正是我们斯捷潘诺夫家的——加利娅姑妈。加利娅的名字在我们家族几乎是自我意志的象征，随心所欲，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加利娅完成了工程师培训，很快就被派去吉尔吉斯工作，挣工资。与之相关的传说有很多：说她用自己的第一份工资买了一台昂贵的照相机，新鲜劲一过就扔在一边；又说她从南方疗养地寄来了整箱整箱的麝香葡萄酒；又说她给自己的女伴们赠送了沙皇般奢侈的礼物，而对家里人则表现出了沙皇般的冷漠。仔细想想她生命中所缺少的，这些为自我命运添加色彩和规模的微薄尝试便情有可原了。据家族内部传言，她早年曾经爱过一位有妇之夫，被祖父坚决制止了。她喜欢穿昂贵的华服，喜欢逛展览，跟女伴们谈论她们的孩子们。
20世纪70年代初期，加利娅姑妈开始闹病。起初是癌症，肿瘤成功切除了，但姑妈一直没能彻底恢复，后来精神上又出了问题，而且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医院换了一家，又换了一家。一切看病事宜全部由父亲一力承担——祖父生平从未经历过这个，已经急傻了，完全不知所措。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治疗和转院。姑妈的心病与她歌唱的夙愿直接相关。每次病症加重，她就疯狂地往音乐会跑，直到再次入院。对她尤为重要的，便是维多利亚·伊万诺娃那天使般的，或者说，超越人类极限的歌喉。毕竟维多利亚·伊万诺娃是她的亲戚，尽管很远，所以大概会让她觉得，那是最好的、获得胜利的自我。我依稀记得，每次姑妈请求给她弄音乐会票时，父母都无比恐慌：每次听完维多利亚的音乐会，姑妈一准发病。
如今，两人都已不在了。是维多利亚先去世的，在她女儿死后不久——喀秋莎早就住到医院了，需要昼夜看护。加利娅躺在自己最后一张床上，文质彬彬地对我说，叶夫图申科[13]怎么好长时间没上电视了，随后快速却清晰地加了一句：“我该去找妈妈了。”但无底的网络空间里却储存着维多利亚赖以成名的全部曲目，包括20世纪50年代直白的讽刺歌和晚年演绎的舒曼[14]和马勒[15]。那声音依旧如此年轻，飘荡在棺椁之上，在皱巴巴的手稿和音乐会节目单之上，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一切都是不朽不灭，不死不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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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儿子只有几个月大时，我突然开启了一种意外的超能力（后来又关闭了，像抽屉一样），这种能力在坐地铁上下班途中会达到极限：只要我的目光往坐在或站在对面的人身上一落，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