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瞒下去。我笑他胆小怕事。我对他说，母亲穷都穷死了，不会上诉公庭，事实上，她多次诉讼多次败诉，她要控告地籍管理人，控告董事会董事，控告殖民z.府*员，她要控告法律，她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隐忍等待，空等下去，她没有办法，只有哭叫，最后，时机错过，一场空。即使这件事上诉公庭，同样也不会有着落，用不着害怕。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她是美国人，我相信我记得不错，她是从波士顿来的。她的眼睛灰蓝，清澈明亮。那是在1943年。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满额金发，又有点憔悴。仍然很美，我认为她很美。她有一个特点，总是仓促一笑，笑容一闪就不见了。她说话的声音，我忽然想起，是低音的，发高音时，有些不谐调。她已经四十五岁，年纪不小，就是这个年纪。她家在阿尔玛桥附近，在十六区。大楼面临塞纳河，公寓就在大楼的最高一层，楼面宽敞。冬天，大家常到她家去吃晚饭。夏天，常常到她那里去吃午饭。饭菜是从巴黎最好的饭店老板那里定的。饭菜很不错，不过，不很够吃。只有在她家里才能见到她，她总是守在家里，在外面见不到她。在她的饭桌上，有时有一位马拉美派诗人。在她家常常有三两位文学家来吃饭，他们露面一次，以后再也不见踪影。不知她是从哪里找到他们、怎么认识他们的，又为什么请他们到家里来，弄不清楚。我从来不曾听到有人谈起他们，也没有读过或听人谈起他们的作品。饭局匆匆，时间不长。听大家谈话，战争谈得很多，主要是讲斯大林格勒，那是在1942年冬末。玛丽-克洛德·卡彭特这类事听到的不少，她打听到的这类消息也很多，可是她谈得很少，她常常为竟然不知这些事而感到惊异，她笑着。饭一吃好，她就告退，说有事要办，必须先走，她说。什么事，从来不讲。如果人相当多，在她走后大家就留一两个小时。她对我们说：愿意留多久就请留多久，多坐一会儿。她走后，也没有谁谈起她。其实我也知道，谈也无从谈起，因为谁都不了解她。大家走后，回到自己的住处，都有这样一种异样的心情，仿佛做了一个噩梦，同不相识的人厮混了几个小时，明知大家彼此一样，素昧生平，互不相知，就那么空空度过一段时间而毫无着落，既没有什么属于人的动机，也没有别的因由。就像是在第三国国境线上过境、乘火车旅行、在医生的候诊室里、在旅馆、在飞机场坐等，就像这样。在夏天，往往在可以远眺塞纳河的大平台上吃午饭，在大楼屋顶花园上喝咖啡。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没有人在那里游泳。大家就在那里眺望巴黎。空寂的大马路，河流，街道。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