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把它演好,可是变个魔术,铅笔在耳朵后面别来别去的,我又没办法说不感兴趣,这种事又是铺垫很长,“你看这是一支铅笔,你看清楚啊”,我还得配合,就觉得像合作演一场心知肚明的戏。变魔术仿佛是和盘托出约会过程中的表演性。不是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关于他想要被当成什么样的人。那样的话,约会和约会软件还有什么不同呢?本来应该有些不同的。但我这些想法可能也是偏见,你还记得在纽约上州给我变魔术吗?那一年圣诞季节纽约将近最冷的时候,我们去普莱西德湖,那里办过1980年冬奥会,现在一切都很旧了。我们去参观一个旧比赛场馆,藏在足够保存一整个城市的尸体的雪山背后,场馆本身已经废弃得如同尚未建好的一堆脚手架的集合了,根本不能用了,展览还留在楼顶,我们坐露天电梯上去参观,实际不是电梯,是矿区那种露天升降机,开那升降机的年轻人至多只有十八岁,坐在操纵台前,面前只有上、下两个大按钮,他手里拿一个老式手机,红脸蛋仿佛冻硬了,像涂过蜡,头发是那种所谓姜色的发红的黄,美国人通常在偏见下认为这种发色不大聪明,不知道是不是歧视爱尔兰人的余波。我们当时觉得这是我们见过的最绝望也最坚韧的人,也可能是最迟钝最不敏感的人,也像一个圣人,连智能手机都不用,连一本书也没有,就那么戴着手套和防风帽坐在那里升升降降一天,当然他的一个班次或许不足一天,或许是四个或者六个小时,但那样坐着不可怕吗。可他就那样坐着,什么也不盼望,什么也不等待。我们对这件事简直是议论了一整天,回到家后还总是会谈起这个人。我如今在想也不知道这个人能赚多少钱,是长期这样工作还是放假时来打工的学生,感觉也不像,学生总会想要看手机,找乐子的吧,他好像什么都放弃了。不知道他每个小时的工资有多少,这样值得吗,他图什么呢,他看到的希望是什么呢。真的,我那时看着他,想他是不是为了打发时间——因为家庭矛盾、因为恨青春、因为跟学校里的人处不来、因为是个怪胎,就是塞林格喜欢写的那些事情——才来做这个工作,那时我没想可能是为了工资,根本没去想这个可能性。也许是因为他太年轻了,我一眼看过去以为年轻就是忧伤,苦闷,我的天!年轻就是穷啊,就是更有可能没有房子,就是除了家庭矛盾、除了青春、除了跟人处得来处不来、除了是正常健康还是怪胎以外,手里什么都没有。你有没有发现,电影也不拍为了钱工作的人,表面上拍,实际上不拍的,镜头都放在人因为情感或野心、历史或个人选择而受的折磨上。没有人拍那些日复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