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中我责怪自己，只是此刻不可能再换座位了。
她说她不得不尽快手术，但她决定坐高铁去，让这个过程略慢一些。
后来那对小情侣也安静下来，睡得像昏迷过去，依旧握着手。绿叶和青春都刺痛我的生命，有时我觉得这个国度的青春太多了。
偶尔我在旅行中看电影。西方电影经常有郊区家庭主妇或中年女性与水管工、园丁、雇来割草的年轻人之间发生轶事的桥段，水管工敲门，主妇走出厨房，配乐都情色起来。我现在明白，与其说那是女人的幻想，不如说是男人的。男人幻想自己年轻力壮，轻易取得一切，男人想在水管工身上看到自己，仅凭借纯粹的自身，就既得到成熟的女人（而且是由她们主动自窗内窥视和追求！），也得到年轻女人（毫无疑问又缺乏难度而没必要呈现其过程）。
这是不现实的。在飞机上的屏幕中，我看男人的梦。
6.W
我的朋友W在一所大学教艺术史。他在飞机上改文章，因而他反对如今高空也布置Wi-Fi的做法，说少了最后一块清静之地。他也不喜欢好舱位，更愿意连续几个小时挺直后背面对笔记本电脑，他说像待在图书馆，连旁边的人会和他的手肘抢位置这一点，也像图书馆。
我们一起长大。W是我的小学和中学同学，我们还是孩子时，有一种糖叫“大虾酥”，家里有人去北方出差时才会带回来，上海本地是没有的。它表面的酥皮是橙色的，形状接近大白兔奶糖的长圆筒形，上面划着一道一道的深红宽斜线。我是到长大以后才意识到它是因为颜色像煮熟了的大虾，甚至像龙虾，才有了这个名字。这种糖有馅，比我们平时吃的酥糖要甜，几乎像水果糖一样甜了。当时W说：“这个糖，甜度很高。”他不会说“这个很甜”，他说：“甜度很高。”
我早就知道他会成为学者，以归纳与表达概念为生。那时我没有看出来的是W会成为愤世嫉俗者。他说他的手稿不会被国家图书馆收藏，他的研究没什么价值，并不会擦亮什么东西，他本以为能在知识的金字塔上垒一块新的石头，逐渐发现连擦干净一块石头都颇为困难。受折磨已经够了，职称也够了，现在他不申请研究项目，写一写钟意的题目，在会议中和老朋友碰面。他说，有些学科是团体作业，得养活别人，幸亏他只需要为自己负责，他还说，改文章是最愉快的，改第二稿比第一稿舒适，改到第三稿更舒适一些，他情愿永远都改文章，但那样的话，什么时候去写呢？这可能是一种存在的困境。
退役数学家原本是W的朋友，以前在国外的同一所大学，因为W的关系曾做过我两个星期的室友，后来不再联系，最近几年又重新认识。他有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