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了参加其**主义组织的成员的完整名单。“干得漂亮。”拉格朗日评论说。“没必要这么小心吧，”我对他说，“这些人要是能被人这样糊弄，那一定是愚蠢至极，就算对他们放之任之，他们也不会有多大作为。”但拉格朗日却表示，这种事谁也说不好。最好还是防他们一手，在他们真正作恶以前就先惩办他们。
“一个情报部门的优秀探员，如果待事发后才介入调查，那就没有价值了。我们所要做的是提前引发这些事。我们为了组织街头,bao动已经持续投入了不少钱。不需要太大的规模，只需让几十个被释的囚犯和一些便衣警察高唱《马赛曲》抢劫两三家餐厅和妓院、焚毁两座报亭就行，然后我们穿制服的警察就会赶到现场，和他们装模作样地搏斗一番，再把他们全部抓捕回去。”
“这能起什么作用呢？”
“这能让老实巴交的市民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并让所有人相信实施高压手段是必要之举。假如我们要对付的是那些天知道由什么人组织的真正的,bao动，可就没有这么容易镇压下去了。不过咱们还是言归正传。施蒂贝尔当上普鲁士秘密警察的头领后，乔装成街头卖艺者，转遍了东欧的村庄，记下了所有情况，沿着普鲁士军队将来可能行进的路线，构建了一张从柏林至布拉格的情报网。他对法国也展开了类似的行动，因为两国之间迟早会有一战。”
“那样的话，和这个人少有来往不是更好吗？”
“错，必须盯紧他。因此，最好是由我们的探员为他效力。况且您要告诉他的是一个有关犹太人的故事，和我们没什么关系。所以您和他的合作不会危及我们的z.府。”
一周后，我收到了施蒂贝尔署名的一封便函。他要求我——如果不是特别不方便的话——前往慕尼黑，和他的一个名叫古德切的心腹会面，把报告交给此人。我当然觉得这很不方便，但我太在意另一半酬金了。
我问拉格朗日是否认识这位古德切，他告诉我说，此人曾是一名邮局职员，暗中作为煽动人员为普鲁士秘密警察效力。一八四八年的动乱过后，他为了指控m;主派的领导人，伪造了其蓄谋刺杀国王的信函。不过，很显然在柏林也是有几个鉴定师的，因为有人证明那些信都是伪造之作。古德切被这桩丑闻搞得身败名裂，丢掉了他在邮局的工作。不仅如此，他在情报界的信誉也大打折扣，因为在这个圈子里，伪造文件尚可饶恕，但如果被逮个正着，就别想得到原谅。古德切重新找了份工作，以“约翰·雷德克利夫爵士”为笔名写一些胡编乱造的历史小说，并继续与宣传反犹思想的《十字报》合作。而秘密警察只有在需要散布关于犹太世界的虚虚实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