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见面是在家里，没那么正式。
陶思悦回到家，陶先勇在客厅负责招待，妈妈在厨房清洗水果。
陶思悦对这人的印象不深，当时没记起来。她嘴不甜，见到人也不怎么会说话，打过招呼后，陶先勇嫌弃地将
当说到其中一句话的时候，陶思悦的呼吸明显放沉了，咬字也变得重而缓,仿佛这句话她在梦里练习过许多遍。
“是我爸的朋友。”
陶思悦第一次见到那个人，是陶先勇领着一家人去酒店吃饭。
什么名目她已经忘了,大概是为了接风洗尘。
她只记得饭局上陶先勇不停地给对方敬酒,说着极尽阿谀的场面话,对方只是淡淡点了下头,举起一根筷子作挡，最后大部分的酒都进了陶先勇的肚子。
对于受到侵害的女性来说,诚然最应该感到羞耻的人不是她们，可是精神上的伤害与本能的逃避无法从完全理智的角度进行处理。
绝大多数被性侵的女性不愿意报案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无法面对自己受侵害的事实本身。
她们恐惧来自他人的审视,恐惧社会上各种低俗的、不堪的言论，恐惧在社会规则中建立起来的思想牢笼。
而要将自己的伤口撕开来，以低微卑小的姿态展示给社会大众评判,对她们而言，是更胜于死亡的严酷刑罚。
从陶思悦目前的状态就可以看出，即便那么多年过去，她仍旧没有办法从容承受这件事情的后续伤害。
这个向来喜怒无常的男人，在那天晚上红着一张脸，异常有耐心地同对方赔笑，又热情地送他上车。
回到家后，醉醺醺地躺在沙发上，跟路过的陶思悦吹嘘两人之间的亲近关系。
“他是个有大本事的人！也算是我兄弟，知道吗？算命的说他们家就是生不了儿子，他妈生了四个，四个啊，全部夭折了，最大的一个孩子也只活到七岁。后来没办法，把他过继给我妈，他才好不容易活下来。所以他管我爸妈也叫爸妈，你爷爷去世的时候，他还回来披麻戴孝了。懂吗？”
陶思悦不懂。
后面陶先勇念叨的什么“还是得靠自己人”、“他欠我们家一条命”、“我要出人头地”，她也没放在心上。
仅仅只是听见王熠飞的叙述，那种浸透骨血的惊骇已经从每一处毛孔里逸散出来,叫她瞬间枯朽下去。
与之相比,王熠飞架在她脖子上的那把小刀,甚至算不上是有用的威胁,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玩具。
如果是警方,绝对不会在审讯一开始就对目标施加更甚于死亡的威胁,这样不可能争取到有用的结果。
可是陶思悦在经过短暂的调整后,竟然顺着王熠飞的问题往下说了。
黄哥定睛看着屏幕,身体往前倾斜了一点,试图听清陶思悦嘴里那段类似自言自语的细碎独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