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
到唐朝来了。哥哥便与唐朝廷交涉，说我弟弟大门艺对抗军令躲到了你们这儿，你们应该帮我把他杀了。
唐玄宗当然不能杀大门艺，但又不能得罪实际掌权的哥哥，左思右想，便用了一个计谋。他派了几名外交官到渤海国，对那位哥哥说，大门艺走投无路来找我，我杀掉他说不过去，但你的意思我们也该尊重，因此已经把他流放到烟瘴之地岭南。
本来事情也就过去了，不想那几个外交官在渤海国住的时间长了说漏了嘴，透露出大门艺并未被流放。于是那位哥哥火了，写信给唐玄宗表示抗议。唐玄宗只能说那几个外交官胡言乱语，并把他们处分了。
历史学家司马光后来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事曾作过有趣的批评，大意是说：唐朝对于自己的隶属国应该靠威信来使它们心悦诚服。渤海国那位弟弟为了阻止一场反唐战争来投靠你，你应该有胆量宣告他是对的，没有罪，而哥哥则是错的，即便不去讨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没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护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样耍弄骗人伎俩，结果被人反问得抬不起头来，只好对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气，实在是丢人现眼。（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司马光说得不错，但他太书生气了。历史上，除了少数伟大人物的响亮行为外，多数政治都是现实的。唐玄宗管理庞大的朝廷事务已经十分吃力，他怎么会为一种远离自己的权力之争，付出太大的代价？
于是，那位可怜的大门艺只能在长安城里躲躲藏藏，怕被渤海国的人发现，怕,bao露唐玄宗为他编制的谎言。他寄情故乡，故乡容不了他；他亲近唐朝，唐朝帮不了他。
让他稍感安慰的是，由于他和别人的努力，渤海国还是逐渐领受了唐文明的光照。更由于自然规律，保守势力一批批老去，连他们的子孙也被唐文明吸引。因此，终于迎来了公元九世纪的大仁秀时代（817—830）。
大仁秀时代的渤海国在各方面都达到鼎盛，被称为“海东盛国”。一度，这儿的“上京龙泉府”和中华版图西边的长安城，一东一西，并立于世，成为整个亚洲的两大文明重镇。
乍一看，渤海国内部的危险解除了。那就转过身来，看看外部的危险吧。
周围的部落，仍然未脱游牧习性，因此与渤海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反差带来了羡慕与趋附，但在羡慕和趋附背后，却藏着强烈的嫉妒和仇恨。九世纪前期的渤海国器宇轩昂，但包围着它的，却是大量越来越闪烁的目光。它拥挤的街道太刺激那些渴望人烟的马蹄了，它显赫的名声太撩拨那些企盼成功的山民了，它如潮的财宝太吸引那些背囊寒薄的骑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