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现,第一次来杭州做通判时,西湖已经被葑草藻荇堙塞了十分之三;而当第二次来做知州时,已经堙塞了一半;从趋势看,再过二十年,西湖将全然枯竭,不复存在。
没有了西湖,杭州也将不复存在。这是因为,
和修建,又开发了周围的山,尤其是开通慈云岭,在钱塘江和西湖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此外还建塔修寺,弘扬佛教,又对城内和湖边的各种建筑提出了美化要求。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钱镠还非常注意属地的安全,避开各种政治灾难,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他本有一股顽泼的傲气,但是不与强权开战,故意看小自己、看大别人,一路秉承着“以小事大”的方针,并把这个方针作为遗嘱。到了他的孙子钱俶,北方的宋朝已气势如虹,行将统一中原,钱俶也就同意把吴越国纳入宋朝版图。这种方略,既体现了一个小国的智慧,又保全了一个大国的完整。
而且,也正因为这样,安静、富足、美丽的杭州也就有了可能被选定为南宋的国都,成为当时中国的首席大城市。
钱镠这个人的存在,让我们对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产生了一些疑问。他,不是抗敌名将、华夏英烈,不是乱世枭雄、盛世栋梁,不是文坛泰斗、学界贤哲,因此很难成为历史的焦点、百世的楷模。他所关注的,是民众的福祉、一方的平安、海潮的涨落、湖水的浊清。为此,他甚至不惜放低政治上的名号、军事上的意气。
当中国历史主要着眼于朝廷荣显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地位;而当中国历史终于把着眼点更多地转向民生和环境的时候,他的形象就会一下子凸显出来。因此,前些年我听说杭州市郑重地为他修建了一座钱王祠,就觉得十分欣慰,因为这也是历史良知的一项修复工程。
四
杭州实在是太幸运了,居然在这座城市成为南宋国都之前,还迎来过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苏东坡。
苏东坡两度为官杭州。第一次是三十多岁时任杭州通判,第二次是五十多岁时任杭州知州。与白居易一样,他到这座城市里来的时候也没有显出旷世诗人的模样,而是变成了一位彻彻底底的水利工程师——甚至,比白居易还彻底。
他不想在杭州结诗社,开笔会,建创作基地,办文学评奖。他甚至不想在杭州写诗,偶尔写了一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在我看来只是一个寻常的比喻,算不得成功之作。他仅仅是随口吟过,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他那忧郁的眼神,捕捉到了西湖的重大危机。如果一定要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那么,这位美女已经病入膏肓,来日无多。
诗人的职责是描写美女将死时的凄艳,而苏东坡则想救她。因此,他宁肯不做诗人,也要做个真正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