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元,那按照新税制,地方拿25%,收入下就从1993年100亿元下降到27.5亿元。为防止地方收入急剧下跌,中央设立“税收返还”机制:保证改革后地方增值税收入与改革前样,新增部分才和中央分。1994年,地方可以拿到102.5亿元,而不是27.5亿元。因此改革后增值税占地方税收收入比重没有急速下跌,而是缓慢地逐年下跌(图2-3)。
图2-3地方税收收入中不同税种所占比重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
分税制改革,地方阻力很大。比如在财政包干制下过得很舒服广东省,就明确表示不同意分税制。与广东谈判能否成功,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推行。时任财政部长刘仲藜和后来财政部长项怀诚回忆,生动地再现当时激烈博弈:
(项怀诚)分税制实施远比制订方案要复杂,因为它涉及地方利益。当时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比重不到30%,们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比重达到55%,多大差别!所以说,分税制改革,必须要有领导支持。为这项改革展开,朱镕基总理(6)亲自带队,用两个多月时间先后走十几个省,面对面地算账,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为什要花这大力气,个省个省去跑呢,为什要由个中央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带队,个省个省去谈呢?因为只有朱总理去才能够和第把手省委书记、省长面对面地交谈,交换意见。
有时候,书记、省长都拿不主意,后面还有很多老同志、老省长、老省委书记啊。如果是们去,可能连面都见不上。
(刘仲藜)与地方谈时候气氛很紧张,单靠财政部是不行,得中央出面谈。在广东谈时,谢飞(7)同志不说话,其他同志说条,朱总理立即给驳回去。当时有个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叫符睿(音)(8)就说:“朱总理啊,你这样说们就没法谈,您是总理,们没法说什。”朱总理就说:“没错,就得这样,不然,你们谢飞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他说话,那刘仲藜他们说什啊,他们有话说吗?!就得来讲。”下就给驳回去。这个场面紧张生动,最后应该说谢飞同志不错,广东还是服从大局,只提出两个要求:以1993年为基数、减免税过渡。(9)
这段故事上课时经常讲,但很多学生不太理解为何谈判如此艰难:只要中央做决策,地方不就只有照办份儿吗?“00后”代有这种观念,不难理解。方面,经过分税制改革后多年发展,今天中央z.府确实要比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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