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但他们本身并不是“怪物”。
“我想懂得你们，想理解你们为什么要伤害他人，(略)我想知道，他们能够对他人作出那么残酷的事到底是因为体验过怎样的痛苦。”
她之所以要去做这件事，是因为被侵经历给她留下了一生无法治愈的心理创伤。被害者希望，加害者至少能够意识到自己给对方带来的伤害，可加害者，却总想过轻地看待被害者受到的打击，甚至还故意错觉被害人是自己情愿的。其实，这反过来证明了，他们实际上是有罪恶意识的。
他们对自己是加害者这一事实是有自觉的，所以，才会有意识地把“凯蒂和我性交的时候”换为“也许该说是我对凯蒂性交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征得对方的同意，还剥夺了对方的反抗，他们对此是自觉的。
有个男人为了让养女顺从，威胁她，“让我干，不然就揍你”。“鸡*一个男孩的时候，那孩子哭嚷起来，我就用手蒙住他嘴让他发不出声音来，”这些人的动机“与性与爱都毫无关系”，完全不顾对方的心情，“把愤怒全都发泄出来”。有男人坦白，是“杀人还是性交”的二者择一。也有男人想，“幸亏对孩子性侵犯，才没干出更凶残的杀人罪。”
根据自述，这些人对小孩抱有欲望的理由如下。“不管干什么，因为是孩子所以没问题”、“孩子不去和别人比较”；孩子容易控制，“孩子天真单纯”“容易被骗”。此外还因为犯人自己“未成熟”，用自己的方式对孩子“以行动表示亲近感”，“崇拜”孩子。还有男人愿意相信孩子也“很享受”性行为，希望得到孩子的肯定。
这些男人中，也有人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爱”，其实是“固执贪恋”的别名，是为满足一己之欲而利用孩子。不过，这种意识是在回答舒尔茨的提问中，在她称为犯人的“自我述说(self-narrative)”的过程中，通过回顾得到的自我反省的结果。
儿童性侵者们，为满足一己之欲，利用可以不征得同意的无力反抗的他者的身体，并对此固执依赖，长久持续地控制对方，摧毁对方的自尊心、对他人的信赖感和自我管理意识，并且还希望对方是自己情愿，把对方当作诱惑者。加害者99%是男性，被害者九成是女孩，一成是男孩。
舒尔茨还发现，这些男人大多自我评价很低，他们自己也是有过被性侵经历的受害者。尽管会激怒被害者，她还是诉说“促进修复的司法”[6]的重要性。
她着手的工作是“加害者、被害者双方的自我述说”。不过，“双方不能互无关连”，因为双方的叙述构成了“事件的现实”。“这种叙述，会成为一个信息来源，为我们提供社会中的儿童性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