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们之所以被上述那种侮辱性词汇激怒，是因为他们自己将制造出“圣女”与“娼妇”的性双重标准的父权制歧视意识(参见本书第三章)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了。男人们希望自己能归属于男人共同体之中，作为“像样的男人”的条件，他们希望正式地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女人。正因为他们自己是歧视他人的人，所以歧视性词汇才会让他们那么愤怒。
在各种表象中，“娼妇”、“未婚母亲”被描绘为“放荡”、“轻浮”的女人，被指为“魔女”、“恶女”。所谓“魔女”、“恶女”，就是不服从男人的控制、在性方面过剩的女人，用当今的用语说，就是“行使性的自我决定权”的女人。如果不喜欢这种用语，可以换为“自由地使用自己的性身体的女人”。总之就是：“居然不经老子的许可!”
其实，大多数娼妓，不过是为了金钱不得不将自己身体的性使用权暂时转让给男人的女人；女人成为未婚母亲，大多不过是因为本应成为父亲的男人逃跑或否认应承担的责任。她们中很多是父权制下的牺牲品。将原因转嫁到被害者身上，是加害者的一贯手法。
“不成器的儿子”与“不开心的女儿”
无论谁生的孩子，孩子都是孩子；对孩子来说，不管怎样的母亲，都是不可替代的唯一的母亲。无论在婚姻之中还是在婚姻之外，在父权制下饱尝艰辛的母亲，本应是孩子们同情的对象。
可是，作为儿子，由于自己属于与父亲同样的性别，故不能逃脱对母亲的加害者的意识。“威压的父亲”的儿子，当然如此；倘若父亲是“逃跑的父亲”，作为“父亲的儿子”，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对于大多数男人，即使能“弑父”，但“弑母”却很难，堪称人生最大的难题。这种困难，是有相应的理由的。
弗洛伊德记述了“儿子如何成为父亲、女儿如何成为母亲”的成长故事。在父权制度之下，这个问题可以换写为，“儿子如何成为厌女症的父亲、女儿如何成为厌女症的母亲？”
围绕这个问题，将近代家庭中父亲与母亲、儿子与女儿的关系展示剖析得最为精彩的，是已故文艺评论家江藤淳，关于江藤淳，我在别处已有过论述〔上野，1994〕，但要谈“日本的厌女症”，还是不能绕过他。
《成熟与丧失——“母亲”的崩溃》〔江藤，1967，1988〕是论述战后日本社会文化的里程碑式著作，在此书后记中，江藤这样谈到他的动机：
将文学中表现出来的日本的“近代”问题作为“父”与“子”的问题来把握，这个想法在我心中已经酝酸很久了。(中略)而将这个问题作为“母”与“子”的问题来把握的视点，则是到一九l*s年夏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