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外者也。“博学、审问”，前言已尽。“温故、知新”，朱子亦以“温故”属之“摩德性”矣：德性岂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于“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博学而详说之者，将以反说约也。”若无“反约”之云，则“博学。详说”者，果何事邪？舜之“好问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
于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
「１４１」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愿之乱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常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人将何所玫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失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濡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懦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厉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末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bao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盾盛作于唐，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日辟雍，诸侯之学日汻宫，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肝不肝，汻不汻为重轻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星辰”，其重在于“敬授入时”也。舜“在璇玑玉衡”，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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