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开始接触化学品，如果不作出改变，对化学品的接触将贯穿我们一生。”自从她下了这些断言后，我们不幸地经历了很多例证，因为可能与杀虫剂相关的癌症和其他疾病发生率飙升。问题不是我们不作为。我们确实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环境保护署（EPA）成立于1970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蕾切尔·卡逊唤醒的关切和意识。杀虫剂监管机构和食品安全检查局从农业部分离出来后成立了新的机构。农业部往往只看到使用农药的好处，却容易忽视潜在的危险。从1962年起，国会不止一次地要求确立杀虫剂检验、注册和信息标准，但大部分标准都被忽视、推迟和废弃了。例如，克林顿—戈尔z.府时期，还没有保护农场工人免受杀虫剂危害的标准，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环保署一直致力于确立安全标准。像DDT这样的广谱杀虫剂已经被毒性更强的窄谱杀虫剂取代，但它们并没有经过全面的检测，具有相当的甚至更大的危害。
多数情况下，杀虫剂工业中的强硬派已经成功地推迟了《寂静的春天》呼吁的保护措施。这些年来，杀虫剂工业仍受到国会的纵容，实在令人震惊。关于杀虫剂、杀菌剂、灭鼠剂的法规比食品和药品的标准宽松得多，而且国会故意增加了法规的实施难度。在制定杀虫剂安全标准时，z.府不仅考虑它们的毒性，还会考虑它们的经济效益。这种模糊的考量增加了农业产量（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却可能导致更多的人患上癌症和神经系统疾病，而且把一种有害的杀虫剂从市场上清除需要5到10年时间。新型杀虫剂，即使毒性更强，只要比现有杀虫剂效果稍好，就会得到批准。
依我看，这有点“在低地住久了，因为一点点上升就会自满”的感觉。现有的体制就像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长远福祉，获取短期利益。我们有理由相信短期利益确实很短。许多杀虫剂并不能使害虫灭绝，也许在开始阶段害虫有所减少，但它们最终会通过基因突变而逐渐适应，这样杀虫剂就失去了作用。此外，我们只研究了杀虫剂对成人的影响，而忽略了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儿童。我们只是孤立地研究每种杀虫剂的效用，而没有研究它们之间的反应，而这正是我们的田地、牧场、河流中潜在的巨大危险。基本上，我们继承了一个法律与漏洞并存、行动与延误同在的体系，其表面往往难以掩盖政策失败的真相。
蕾切尔·卡逊告诉我们，过度使用杀虫剂与基本的价值观不符；杀虫剂最坏的情况是制造了她所说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况是造成轻微伤害却得不到任何长远收益。真正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