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不等于因果关系（尽管一些巧合强烈地要求作出谨慎的决定，而不是鲁莽行事）；动物实验的结果并不一定适用于人类。这些回答让我们想起了蕾切尔·卡逊从化工工业及其资助的大学科学家得来的回应。她早已预料到这样的回应，并在《寂静的春天》里写道：“公众服下了掺着半真半假事实的镇定药片。我们迫切地需要结束这种虚假的安慰，停止为丑恶事实裹上糖衣的行为。”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在内政部任职、安·戈萨奇在环保署任职的时候，对环境的无知达到了顶峰。毒害环境的行为竟然被当作既精明又经济的务实主义。例如，在戈萨奇的环保署，杀虫剂的替代方案——病虫害综合治理（IPM）被当作异端处理。环保署禁止相关书籍出版，IPM方法的证书被认定为非法。
克林顿—戈尔z.府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观点，并决心扭转杀虫剂污染的潮流。我们的政策遵循三个原则：更严格的标准、减少使用化学品、更多地用生物制剂替代。
显然，明智的杀虫剂使用方法要平衡危险与利益的关系，并考虑经济因素。但是我们也要排除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标准要明晰而严格，检测要全面而可靠。长久以来，我们设立的儿童杀虫剂残留容忍值一直是应有水平的几百倍。怎样的经济效益才能证明其合理性？我们不仅要检测化学品对成人的影响，还要检测对儿童的危害。不同化学品组合的效应也要检测。检测化学品不仅是为了减少恐惧，更是为了减少必然会令我们恐惧的东西。
如果不需要使用杀虫剂，或者杀虫剂在特定条件下会失效，就不应该使用它。必须有真真切切的效益，而不是可能的、暂时的或猜想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关注生物制剂的发展，尽管它饱受化工工业及其政治辩护人的敌视。在《寂静的春天》里，卡逊提到了“真正神奇的昆虫化学控制方法的替代方案”。这种替代方法很多，尽管很多*员漠不关心，生产商百般阻挠。为什么我们不去推动无毒物质的使用呢？
最后，杀虫剂生产和农业是一边，公共健康是另一边，我们必须在两种文化之间搭建桥梁。两个群体有着不同的背景，读的是不同的大学，有着不同的观点。只要他们在怀疑和憎恨的鸿沟边对峙，对我们而言，改变生产和利润依赖污染的体制就难以改变。通过让农业推广局推广化学品的替代方案，我们可以开启终结旧体制的道路，并开始缩小文化鸿沟。另一种办法是让食品生产者和保护我们健康的人们保持正式的、持续的协商。
克林顿—戈尔z.府关于杀虫剂的新政策有很多设计师。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一名妇女。19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