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子被贬安徽，她原本可以和一群小孩子留在上海，但她毫不犹豫就跟来了，连上海的那种漆红漆的木箍马桶都一起带了来，摆定一副要扎根的样子。事实上，安娜的妈妈的确是扎根了，以前在上海的洋房里共生养了九个，到了安徽的草棚又再接再厉生出了老十来。安娜是老六，是妈妈当时带来的老大。娇小姐从天上到地下，开始承担保姆的责任——替妈妈带孩子。
安娜骨子里十足的小资。即便穿着短两寸的衣服，即便吃着榨菜炒青菜，她也会把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她给妹妹扎冲天辫子，并且穿上妈妈仅剩的一件水红色高档旗袍在镜子前扭来扭去。她看的书都是不合时宜的，是被时代批判的。什么《红与黑》啊，《牛虻》啊，《哈姆雷特》啊，还有《安娜?卡列尼娜》。她常发的哀叹就是与安娜同病相怜，她唏嘘的就是安娜最后毅然决然奔向火车的壮烈。最动人的死法，就是一头撞向火车、四分五裂的不妥协。
高中的时候安娜遭遇了她的初恋：高大英俊的涡轮司机，她的同班同学，也是一个会拉小提琴的小资。那个涡轮司机好像更不幸。父亲以前是蒋光头的贴身医生，留德回来的。只因陈果夫看中了他美貌的老婆，就很恶毒地将他和孩子扔在了大陆，席卷了他夫人而去。两个同命人在一起擦出了倍儿亮的火花。涡轮司机甚至教安娜德语，相约大学毕业后一起到德国的歌廷根大学去读博士。只可惜十年浩劫把两人原本读博士的时间都拿去种地放牛了。在安娜皱着眉头用手团着牛粪、烘干了当过冬柴禾的时候，涡轮司机正在山间的水田里噼里啪啦使劲儿地把蚂蟥拍出小腿肚子。
安娜回城的时候，第一次觉得以前憎恨的省城竟这样可爱；和乡下的煤油灯比起来，这里的电灯像个小太阳。她早已忘记了大上海的霓虹灯。
安娜进厂当学徒没两天，厂里人事科长就很有私心地将自己的表侄子介绍给她。原因是安娜在一群刚从乡下出来的老姑娘里出类拔萃，皮肤雪白，说话儒糯，相貌嗲得像周旋。安娜到现在还跟我说：“我是害怕周扒皮报复我，如果我不跟他侄子谈，他就不给我转正。”王贵的表叔就姓周。
安娜看王贵第一眼就打退堂鼓了。安娜一直嘲笑王贵是“相貌堂堂的天蓬元帅”。王贵因为是我爸，我一直不觉得他难看，魁梧敦实，很气派嘛！
安娜看王贵学英国文学，就跟他侃起了十四行诗。谁知王贵对这很不感冒，王贵最喜欢的是河南梆子，可以一个人又扮男又扮女唱一整台。安娜当下心就凉了半截。王贵的审美观点坚持了三十年不变，到现在还是喜欢听梆子和豫剧，后来洋气一点了，就喜欢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能把“美酒加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