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深秋，一艘轮船停泊在汉口码头上等待靠岸。浓雾笼罩着宽阔的江面，看不到江水和天空，也看不到不远处的其他船只，天地之间只剩浓白的雾。远方，一小片浓雾深处闪烁着淡白的光亮，那是太阳在照耀，可灼热锐利的阳光亦穿不透浓雾。间或有汽笛鸣响，那声音孤单、凄清，如盲人般在雾中胡乱摸索、碰撞。
仁受、秋园和他们五岁的儿子子恒正在这条船上，船将开往重庆。自十月国民z.府决定迁都重庆，将其作
缝纫、刺绣、编织。周围同学多半是结了婚的妇人，其中最大的有三十岁，秋园年龄最小。
仁受在南京大沙帽巷租了两间住房。他的薪水并不高，每月九十块银元，碰上国难当头，薪水九折，每月实际还领不到九十块。两个人生活很是节俭，每天早上一人一个烧饼、一个鸡蛋，再加一壶开水。饭后就各干各的，仁受上班，秋园去妇女补习班。晚上，仁受教秋园写字、读书、念诗，待她就像个小妹妹。逢仁受休息，两人常去夫子庙玩耍，秋园总会买上一盆小花带回家养。不久，租屋过道里就高高低低摆了一溜儿花，不名贵，倒也煞是好看。
仁受是湖南乡下人，幼时母亲即过世，父亲做点小本生意——挑着货郎担子走村串巷，卖些坛坛罐罐之类的窑货养家糊口。由于四十岁才得仁受这一子，父亲下决心要送儿子读书。
仁受很快显出聪慧资质，吟诗作对都有模有样，还写得一手好字。教书先生叫李经舆，是地方上有名的文人，颇喜欢仁受。李先生有很多学生在外当官，待仁受长成少年，李先生便让一个在国民z.府做官的门生将他带了出去，以免乡下地方埋没人才。
十六岁的仁受便离开了家，独自在外闯荡，当了上校参谋，如今又给自己娶了亲。
在南京安家后，仁受就惦记着要把老父接来一起生活。不久，由堂弟杨均良护送，八十四岁的仁受父亲来到了南京。老人家已双目失明，仁受请了个保姆专门侍奉他。尽管仁受百般孝敬，父亲还是想回老家。老人家天天哭，怕自己死在城里，说要死在乡下、要睡棺材、要埋在山上。仁受万般无奈，只得又写信请堂弟来把父亲接回老家，并让父亲寄住在堂弟家里，每月给堂弟三块大洋作为生活费。算了算，老人家在南京只住了八个月。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攻陷南京。
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日军占领南京前，不时派军用飞机到城市上空侦察。虽然飞机飞得很低，但日军既没遭到防空炮火阻击，也没遭到军用飞机拦截，有时连防空警报都没响。更可笑的是，一些南京市民竟然在街上摆了桌子，拿根长竹竿去戳飞机。
数月之后，南京大屠杀发生了。
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