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方想要确认这次再鉴定从衬衣中检测出的DNA型究竟是不是凶手的。他们不遗余力地验证这种可能性，恰恰说明DNA型不一致的结果对他们是一大打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侦查人员的DNA型鉴定中，一名侦查队长的DNA型与另一起案件的凶手DNA型完全一致。简直是栃木县警察局的噩梦！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栃木县今市市（今日光市），一个七岁女孩被诱拐，遗体在茨城县被发现。这就是“吉田有希事件”。
从遗体身上发现的男性DNA型被认为极有可能来自凶手。可此次对“足利事件”侦查人员的DNA型鉴定却发现，一名侦查队长的DNA型与之一致。
引起这场误会的就是“污染”。小有希的尸体被发现后，这位侦查队长赶到茨城县警察局，发火时将唾液喷到了遗体上。之后鉴定人员提取了唾液的DNA，将其视为“凶手的DNA”。
组合。这是我与“18-24”的初次相遇，可当时的我并未意识到这组数字有多重要。
同一时间，检察厅联系了松田女士。
“时隔十七八年，他们给我来信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菅家被捕后再无音讯的检察厅突然出现，让松田女士十分诧异。
东京高等检察厅检察官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是平成二年令千金遇害案的负责人。您可能已经从报道中获知，作为程序的一环，法院实施了DNA型再鉴定，得出作为有罪证据的DNA型与服刑人菅谷的DNA型不一致的结论。敝人希望能当面向您说明此程序的进度，特写信叨扰。
得知这出闹剧后，我立即明白为什么检方要给松田女士寄那封信了。
他们想调查“污染源”，鉴定被害人家属的DNA型。检方与科警研断定本田鉴定中发现的“18-24”型来自女性。那么，除了小真实本人的DNA型，与小真实一起生活的母亲的DNA型也必须要调查清楚，毕竟家人的DNA很可能通过接触或者洗涤衣物等方式附着在衬衣上。
我请求松田女士让我同行。
我们的采访团队在附近待命，松田女士走进一栋与法院毗邻的灰色建筑内，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正在里面等她。检察官问候完松田女士后，用十分钟向她解释了再鉴定的情况，然后进入正题。
他居然把菅家的名字写成了“菅谷”！
不过对于检方请出家属的做法，我其实早有察觉。
就在数天之前，检方开始了一项令人匪夷所思的调查，要鉴定当时的侦查人员的DNA型。
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污染”。
他们认为，鉴定用的试样可能被污染。本案中，被害人小真实的衬衣只要被第三人接触过，就有可能附着非涉案人员的D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