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时，我并没有真切地看到他们，可是，我就是很害怕，总觉得他们就在现场。”
免田也跟我描述过类似的场景，逼供的警察就坐在旁听席上“盯着他”，以防他突然翻供。
直到第六次公审，菅家才敢看向旁听席，发现那些警察并不在那儿。于是，他第一次主张无罪。免田则是在第三次公审才主张无罪。
我还问了菅家，为何要说是用自行车载着小真实。
“我以前经常开车或骑摩托车，可那段时间我去哪儿都骑自行车，所以，当警察问我如何诱拐小真实时，我就顺口说骑车载着她。我不得不这么说，因为要配合警察。”
脱审讯。我觉得自己非常无能，非常软弱。”
菅家坚持了一天就招供了。
“无论我说多少遍实话，警察们就是不听，他们只想听对他们有利的事，连续十三个小时在我耳边咆哮，不招供他们就不会放过我。那十三个小时对我来说十分漫长。”
我还问了菅家当时去现场指认的情况。
“我记得当时H警部问我抛尸的地点在哪里。我只在报纸上的照片里见过，从没去过那里，根本一头雾水。无奈之下，只好随便乱指。H警部就说，不对，要再过去点。我只好配合他重新指了一个地方。”
如果当时警察呵斥菅家，说他讲错了，让他改为“从堤坝走下来”，会有什么后果？
恐怕吉田先生与松本女士目击到的“鲁邦”就直接变成了菅家。当时警察表彰过那些后来被封存的证词，他们也可以瞬间让这些证词变成证明菅家有罪的有力证据。
如此一来，松田女士就不会发出小真实不会坐自行车后座的疑问，而执着于“消失的目击证词”的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一路走来的不易。
通过采访菅家，我还明白了一件事——菅家只是个普通人。
只要见过他
整个办案过程已经胡闹到超出我的想象。
我又问了一个在意很久的问题，就是菅家画的那张鞋底图，旁边还写着“这是我杀害小真实时穿的运动鞋”。为什么会画这样一张图呢？菅家干脆地回答我：“是他们让我画的。”
当时，菅家完全不记得自己鞋底长什么样，于是警察给他看了一张鞋底的照片。应该就是现场发现的足迹对应的鞋底。菅家就对着这张照片画了起来。
那时，突然被认定为凶手的菅家甚至连检察官和律师都分不清楚。他笑着说：“我一直以为审判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像大冈越前[3]那样的人，什么都不问就可以洞察我是冤枉的。”
然而，初次公审时，菅家站到法庭上，总感觉那些可怕的警察们正坐在旁听席上盯着他。H警部与Y刑警也许就在其中，菅家很害怕，承认了所有的起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