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型鉴定。”
“我有听说过，可我真的没有犯
而在前一次公审中，本田教授做证说：“当时福岛先生是DNA型鉴定的先驱者。他曾表示，（123bpLadderMarker）存在严重的问题。”
可二〇〇八年当上科警研所长的福岛，却在这次公审中说使用123bpLadderMarker进行的鉴定“并未发现重大失误”。
二〇一〇年，第五次公审中，法庭公开了审讯菅家的录音。六个多小时的录音，记录下了菅家被捕一年后检察官森川大司的审讯过程。
法庭天花板装有音响，我特意挑了音响底下的座位，手握钢笔，侧耳倾听。菅家在审讯中反复陈述自己是清白的，可检察官不予理会，令我不寒而栗。这段原本作为有罪证明的录音，带我回到了十八年前那个阴暗恐怖的时刻。
“现在正在起诉的小真实一案，就是你干的吧？”
了，检方就不会再找松田女士。没实施被害人鉴定，科警研鉴定失误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不仅如此，科警研遗失了当时DNA型鉴定底片的事也被曝光了。最后一次公审中，科警研的技术官说：“当时的鉴定结果不是依据照片判定的，而是在解析装置中读取底片，经过校正、计算等程序判定的。”可他们却把最重要的底片搞丢了。或者，难道他们在有意让底片远离公众视线？
我对科警研的怀疑越来越多。
在证人提问的最后，菅家对福岛所长说：“我希望科警研能够向我道歉。”
望着难得露出愠色的菅家，我突然想起了他从狱中寄给我的信。他一笔一画认真写下的每一封信中，都有这么一句话：“DNA型鉴定搞错了。”
“不是。”菅家小声回答。
“什么？”
“不是。”
“不是？”
“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鉴定？我不太清楚。”
十八年前，在警方与科警研高声自夸、媒体大肆吹捧DNA型鉴定之时，只有菅家坚称DNA型鉴定有误。他有权要求科警研道歉。
然而，福岛所长突然开始了一段不知所云的解释。那一刻，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怀疑是不是福岛所长理解错了菅家的意思。
“我想说的是，当初鉴定出的结果是正确的。无论怎么鉴定，都不会得出其他结论。这一次是通过更加精准的鉴定方法令大家了解到事实真相，并未发现重大失误。我可以从学术立场上保证。”
这根本就是狡辩。
上文已经多次提及，一九九三年有缺陷的标记物被替换，替换契机是一九九二年的“DNA多型研究会”。研究会上，当时还是信州大学助教的本田教授与眼前的这位福岛所长等五人共同发表了研究报告，成为科警研更换标记物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