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酿成冤案后真的反省了吗？警方并没有意识到当时侦查工作的问题，也没有理解依赖DNA型鉴定必须承担的后果。那些话依然会到处传播，用
免田被逼供，含冤入狱，在狱中度过了三十四年，通过不断申诉无罪，最终推翻了死刑判决。
再审中，熊本地方检察厅的检察官伊藤铁男一直要求判处免田死刑。免田无罪释放后，他写了长达两百页的反省文提交上级，同时起誓：“侦查工作要经得起任何考验。竭尽全力展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侦查，是检察官的使命。”
可免田释放后不过八年，又发生了什么呢？
菅家被误抓。
又过了十七年，时任日本最高检察厅副检察长的伊藤铁男来到菅家释放后的记者见面会，在众人面前致歉：“作为一名检察官，起诉了无辜之人，令其入狱服刑，我感到十分抱歉。”
个按钮触发了装置，连刑务官都不知道。
“地板一分开，受刑者立刻掉落……我们和刑场之间隔着一层玻璃，什么都听不见。我所在的房间一直播放佛经。我们要等待三十分钟，直到受刑者死亡。然后受刑者脖子上的绳索会被取下，医生上前验尸。检察官确认人已死亡。”
检察官的见证到此为止，之后再收殓遗体，移交给家属。
“当天的工作到中午就算结束，回到检察厅后，会收到装有三万日元现金的信封。这就是所谓的慰劳金吧。之后检察事务官撰写《死刑执行处理书》，检察官签名，工作结束。”
不把慰劳金打入银行账户，是为了不让检察官家人发现他去见证了死刑的执行过程。
不是说“侦查工作要经得起任何考验”吗？
免田与菅家在律师会馆握手时，我心绪难平。这个场景里，我除了见证他们重获自由，还看到了警方和检方的一错再错。
菅家冤案后，检察官们还能轻易说出“希望今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之类的话吗？
我从一个栃木县记者口中听到过这样的事。菅家释放后的记者见面会上，负责警备的警察跟记者们闲聊时说：“菅家就是凶手。”
记者们连忙追问，那个警察回答：“前辈们都这么说，一定不会有错。”明明没有任何依据，不知为何这样的话却传遍了整个警察局。
见证人是如何被选出来的呢？我随口问了一句。
“抽签选出来的。”
抽签，领三万日元，坐在椅子上见证死亡……我要是检察官，也会希望把自己的名字隐藏起来。
事先声明，我不反对死刑。我认为重罪应该严罚。可是，死刑是不可逆转的刑罚，它不能出现万一，如果真的出现万一，该怎么办？保持沉默？还是道歉、查明原因、制定措施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免田事件”是怎么办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