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报警的时间是六点左右，我猜想案发时间应该是十几二十分钟之前，就估摸着回答了五点四十五分。因为当时没有看表，只能凭感觉回答。如果说是五点半，我也觉得可能是那个时间。也许是隔了三十分钟左右。于是我回答：‘可能是的。’在我改口之后，刑警们的语气突然变得很冲，还说我‘撒谎’，说‘你有谎言癖’‘不能骗人’……
“案发两个星期后，我总算出院了。回到家门口一看，那里竟挤满了媒体的人。到处都是摄影机，还有许多人随便拍照。他们只问我案发时的情况，还问我伤势如何，并没有明说什么，但我从那时就觉得自己可能被怀疑了。我猜警方是不是对媒体透露了什么消息，打算利用媒体的压力让我屈服。
“刚一出院，调布警署就每天都传唤我过去。那是自愿配合，我本可以不去，但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些，刑警又每天一早开车过来接，我就老老实实地去了。我担心拒绝了会加重自己的嫌疑，连一点不高兴的脸色都不敢有。加上我的确不是凶手，一开始就不怎么在意，认为总有一天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然而，一旦被带进警署，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审问状态。我一整天都被关在小屋子里，被警察反复审问同样的问题。他们给的压力特别大，几乎在训斥我。我也拼命解释了，可他们就是不听。警方已经完全把我认作凶手，我说什么都没用。我们之间压根不存在交流。审问的过程显得无比漫长，对我而言就是痛苦的煎熬。除了吃饭时间，真的是从早被审到晚。
“好不容易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我也睡不好觉。我明明是被害者之一，被卷入了凄惨的案件，精神创伤无人理会，还要遭受那种折磨，怎么可能睡得着。当时请律师已经算是晚了，再加上从早到晚被扣押在警署，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去找专门从事这方面辩护的律师。我又没有家庭，连个依靠的人都没有。
“就这样，我的精神渐渐衰弱下去了，这时，与我接触时间最长的刑警突然变得温柔起来，似乎要主动来理解我了。其实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战术。他透露了我的立场有多不妙，还透露了各种信息，比如‘邻居家的夫人听见你的吼声了’‘邻居家的大儿子说，的场夫妻一直很讨厌你去做客’。
“所谓听见吼声，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邻居家夫人只说听见了响动和疑似惨叫的声音，并没有听见我的吼声。警察竟然面不改色地说出了这种谎言。在庭审时，邻居家的大儿子确实做证说，的场夫妻并不喜欢我去做客，但谁也不知道的场夫妻是否真的说过这种话。而且事情刚发生时，邻居家的大儿子想都没想过我会是凶手。这也太奇怪了。只不过当刑警问起这件事
